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 中国经济能获多大红利
时间：2021-03-07 08:16:56 来源：中国青年报
[导读]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了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其中提到，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化教育改革，实施教...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了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其中提到，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化教育改革，实施教育提质扩容工程，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3年。
11.3年，按照我国现在的教育体系，这大概相当于高中三年级上学期的水平，接近高中毕业。而教育部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年。到2025年，我国预计将实现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再增加0.6年。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意味着什么？未来几年再提高0.6年能否实现？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及专家。
“这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它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最近10年来中国教育突飞猛进的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介绍，国际上一般把15-64岁列为劳动年龄人口，我国的规定则是16岁-60岁的男子和16岁-55岁的女子，为劳动年龄人口。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珏表示，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发展水平，这是衡量核心竞争力及创新发展能力的国际通用基础性指标。
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给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张珏介绍到，美国国家经济研究署对146个国家1950年-2010年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由此转化而来的经济总量至少增加2%；世界银行相关研究也表明，劳动力人均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9%。
根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及其团队的研究，对制造业企业的计量模型分析表明，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改变为高中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全部改变为大专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75%；由大专到本科，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 。
周洪宇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很低，大概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到了2011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7.5年。
目前，国际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4年。“2011年，我们就超过了国际平均线。”周洪宇说。
“2011年，应该是一个重要节点，”周洪宇算了一笔账：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3年到7.5年，中国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而西方国家则用了大约100年的时间。
这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走上了一条高速发展的道路是分不开的。在这期间，我国完成了“两基”攻坚计划，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先实现了全面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进而又从2008年起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这些举措都快速提升着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水平。据教育部官方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2856个县(市、区)全部实现“两基”，全国“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100%。而我国也就是在这时实现了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7.5年，赶上了国际平均水平。
周洪宇说，到了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23年，而到201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年。
“十四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提高到11.3年，难吗？
在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看来，这并不是一件难事。“‘十四五’期间，差不多每年需要增长0.1年。”朱永新指出，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仍存在一些差距，但是目前我国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高。“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超过了13年，从这个情况来看，我们每年增长0.1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甚至可以超过这一目标。”
教育部的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新增劳动力接受过高等教育比例达到50.9%，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3.7年。
“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如期实现的。”张珏表示，如今，我国的义务教育已经高度普及了，为促进这一目标如期实现，关键在于高中及以上教育。从人力资源的统计方式来看，近年来，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受到高等教育的比例很高，而退出的人口以低学历为主。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朱永新说：“今后不仅需要加强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普及率，还应该加强成人教育、在职培训等。”
不过，朱永新认为，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中，有不少是仅接受过初中教育，甚至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民工，应该给他们接受学历教育提供更多的支持。
去年，朱永新就曾专门为农民工等群体接受教育写过提案。“农民工到了城里以后，基本上没人管他们的教育问题了。我认为应当鼓励在他们打工的地方设立成人夜校，再通过国家设立奖励办法，鼓励他们学习，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从而提升我国整体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
朱永新建议，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社会公益机构、职业学校等开办成人教育学校。
张珏建议，应当通过学制、人才培养体系和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扩大现有高等教育机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规模和增量。在保持高等教育正常增长的基础上，通过弹性学制和新业态、新学习方式，扩大高等教育增量，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更多人共同接受教育的机会。
“建议实施继续教育和培训服务的国家行动计划，优化升级人力资源存量。以大力推进现代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为重要抓手，充分运用人工智能、信息化、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和手段，创新现有的体制机制和运行模式。加强相关立法，提升继续教育、多种培训与教育服务的基础能力，尤其要加快相关体制机制建设。”张珏说。
11.3年，按照我国现在的教育体系，这大概相当于高中三年级上学期的水平，接近高中毕业。而教育部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年。到2025年，我国预计将实现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再增加0.6年。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意味着什么？未来几年再提高0.6年能否实现？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及专家。
“这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它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最近10年来中国教育突飞猛进的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介绍，国际上一般把15-64岁列为劳动年龄人口，我国的规定则是16岁-60岁的男子和16岁-55岁的女子，为劳动年龄人口。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珏表示，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发展水平，这是衡量核心竞争力及创新发展能力的国际通用基础性指标。
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给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张珏介绍到，美国国家经济研究署对146个国家1950年-2010年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由此转化而来的经济总量至少增加2%；世界银行相关研究也表明，劳动力人均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9%。
根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及其团队的研究，对制造业企业的计量模型分析表明，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改变为高中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全部改变为大专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75%；由大专到本科，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 。
周洪宇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很低，大概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到了2011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7.5年。
目前，国际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4年。“2011年，我们就超过了国际平均线。”周洪宇说。
“2011年，应该是一个重要节点，”周洪宇算了一笔账：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3年到7.5年，中国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而西方国家则用了大约100年的时间。
这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走上了一条高速发展的道路是分不开的。在这期间，我国完成了“两基”攻坚计划，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先实现了全面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进而又从2008年起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这些举措都快速提升着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水平。据教育部官方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2856个县(市、区)全部实现“两基”，全国“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100%。而我国也就是在这时实现了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7.5年，赶上了国际平均水平。
周洪宇说，到了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23年，而到201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年。
“十四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提高到11.3年，难吗？
在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看来，这并不是一件难事。“‘十四五’期间，差不多每年需要增长0.1年。”朱永新指出，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仍存在一些差距，但是目前我国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高。“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超过了13年，从这个情况来看，我们每年增长0.1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甚至可以超过这一目标。”
教育部的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新增劳动力接受过高等教育比例达到50.9%，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3.7年。
“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如期实现的。”张珏表示，如今，我国的义务教育已经高度普及了，为促进这一目标如期实现，关键在于高中及以上教育。从人力资源的统计方式来看，近年来，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受到高等教育的比例很高，而退出的人口以低学历为主。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朱永新说：“今后不仅需要加强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普及率，还应该加强成人教育、在职培训等。”
不过，朱永新认为，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中，有不少是仅接受过初中教育，甚至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民工，应该给他们接受学历教育提供更多的支持。
去年，朱永新就曾专门为农民工等群体接受教育写过提案。“农民工到了城里以后，基本上没人管他们的教育问题了。我认为应当鼓励在他们打工的地方设立成人夜校，再通过国家设立奖励办法，鼓励他们学习，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从而提升我国整体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
朱永新建议，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社会公益机构、职业学校等开办成人教育学校。
张珏建议，应当通过学制、人才培养体系和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扩大现有高等教育机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规模和增量。在保持高等教育正常增长的基础上，通过弹性学制和新业态、新学习方式，扩大高等教育增量，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更多人共同接受教育的机会。
“建议实施继续教育和培训服务的国家行动计划，优化升级人力资源存量。以大力推进现代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为重要抓手，充分运用人工智能、信息化、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和手段，创新现有的体制机制和运行模式。加强相关立法，提升继续教育、多种培训与教育服务的基础能力，尤其要加快相关体制机制建设。”张珏说。
编辑：z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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