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的用人之道

立国319年的宋王朝，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论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力还是社会发展都空前繁荣，很多方面都达到了历代封建王朝发展的巅峰。陈寅恪先生就曾评价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一个历来公认为对外积弱的赵宋王朝，为何能创造出封建时代的文化盛世呢？原因当然很多，不过其中有一点，就是与宋朝皇帝的用人原则和用人态度密切相关。

　　宋太祖

　　善用旧人

　　史上素有“一朝天子一朝臣”之说，历代开国皇帝也惯用杀戮清洗的方式对待前朝旧臣，以肃清旧势力、重建新秩序、巩固新政权、凸显新气象。宋太祖赵匡胤以武夫之身篡位，对后周一班旧臣并没有以流血的方式剪除，而是极尽迂回曲折，想方设法促成他们留任，为己所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赵匡胤从陈桥驿站回到京城，尽管军队已为他所掌握，京城也被内应控制，打扫龙庭坐天下已无丝毫障碍，但他还是让人把前朝宰相范质等大臣请到殿前司，商议国是。范质来到金殿后，当面质问赵匡胤，说先帝（后周世宗）对你有知遇之恩，如今他尸骨未寒，你为何这般无耻，欺负孤儿寡母，窃取周朝江山？赵匡胤痛哭流涕地说，我受世宗厚恩，感激不尽，然而为六军所迫，实属无奈。

　　此时，赵匡胤身边的大将罗彦环拔剑厉声道：“三军无主，众将议立检点为天子，再有异言者斩！”范质等人毕竟是文弱书生，吓得面如土色，只得接受事实，但他又向赵匡胤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行禅让之礼，二是尊世宗皇后为太后，三是养少帝柴宗训如子。赵匡胤一一答应。于是，范质率王溥等一班旧臣跪拜新主。

　　960年正月，赵匡胤正式登基，对范质等人不但未予罢黜，反而加以重用：范质以司徒、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加官侍中，仍为宰相；王溥加司空，魏仁浦加右仆射，两人仍为副相；还有张永德，后周太祖的女婿，加封侍中，授武胜节度使。赵匡胤新政府的班底，绝大部分仍是后周旧臣。这些温和、延续、富有建设性的举措不仅稳定了人心，也赢得了人心，使得后周至宋的王朝更迭十分平稳，后周的大批人才也尽入宋太祖彀中，得以选拔任用。

　　宋仁宗

　　好提携新人

　　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宋仁宗的用人态度。据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一次，吏部官员向宋仁宗上奏一批人事调整名单，其中建议将在地方任节度掌书记的李师锡改任京官。在宋朝，地方官改任京官程序繁琐、条件苛刻，十分不容易。但该官员称，李师锡人品才干俱佳，单举荐者就多达三十余人。宋仁宗见举荐者如此之众，颇觉奇怪，一询问，才知李师锡是工部尚书李维之子、节度使王德用的外甥女婿。宋仁宗恍然大悟，感慨道：“保任之法，欲以尽天下之才，今但荐势要，使孤寒何以进？”意思是朝廷设举荐政策，是为尽可能多地选拔天下人才，但如今举荐者一窝蜂地推选有钱有势的官二代，那些贫寒子弟如何能脱颖而出呢？这样，国家无形中将流失许多优秀人才，政权也将被权势者把持。因此，他否定了这一建议。

　　宋仁宗用人不看背景、不讲资历、不论家世，不念旧恶、不怕张狂、不禁言语，只讲学识、才华、人品，简而言之就是只要品学，不问来路。正因为他内心有这样一把用人的尺度，新人在这一时期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而且君子多、小人少，才子多、呆子少，直臣多、弄臣少。

　　宋仁宗提携的大臣中，堪称君子者有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狄青等；堪称才子者有欧阳修、曾巩、张先、柳永、晏殊、梅尧臣、苏洵、苏轼、苏辙等；堪称直臣者有包拯、尹洙、赵抃、唐介、蔡襄等。同时，唐宋八大家中的宋朝六人全部出现在他这一朝，全都得到过他的关注和提携。其他如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毕昇、沈括、苏颂等，也皆是留名千古的人物。故明代李贽由衷感叹道：“（宋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宋神宗

　　大胆用狂人

　　宋神宗用人之大胆，单就他任用王安石这个“天下第一狂人”为宰相便可见一斑。熙宁三年（1070）春，作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给谋求馆职的一班朝臣初拟了一道“策问”题，内容就是王安石所说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其意思是，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变法，以富国强军。这样的言论对于当时保守的士绅官僚来说，堪称大逆不道。司马光希望同僚们辩驳一下这一离经叛道的“怪论”。然而，当这道“策问”送到宋神宗案头时，他却用纸把它盖起来，让司马光另出题目。

　　第二天，宋神宗召见王安石，问起他的“三不足”之说，君臣二人为此作了一番长谈。这次长谈后不久，宋神宗即起用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为宰相，全权领导全国的改革事宜。

　　宋朝到宋神宗时，机构臃肿、财政薄弱、开支庞大、边事紧张，官僚大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减少了税收，阻碍了生产，可谓积弊丛生。王安石远见卓识，从此入手改革，颁布推行了一系列破除弊端、发展生产、增加税收的政策，也是对症下药，颇见成效。然而，士大夫中大地主多如牛毛，打击土地兼并就是抽空他们的钱袋子，就是触犯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这些锦衣玉食的士大夫结成牢固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向宋神宗告御状，欲置王安石于死地。他们认为：改革就是无法、无天、无祖宗。为了破除传统思想和成规旧章对人们头脑的束缚，与既得利益集团作斗争，体现一往无前的改革勇气，王安石提出了“三不足”口号。面对王安石的惊世骇俗之论，宋神宗不但未加指责，反而让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如火如荼地在全国推行，不能不说，这是一次大胆的冒险。

　　另据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六》记载，当初，宋神宗打算任命王安石为相时，御史唐介说王安石不堪大任，宋神宗问唐介道：“王安石不堪大任，是文学不够、经术不够，还是吏事不够呢？”唐介回答说：“王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他当上了宰相，恐怕会大改祖宗法度。”宋神宗又问侍读学士孙固，王安石是否可担当宰相一职。孙固说：“王安石文章与德行俱佳，侍从之职颇能胜任，若任宰相，则狭隘有余，宽容不够。”宋神宗不以为然，随即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可见，在不同意见面前，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的态度十分坚定。后来，宋神宗尽管在旧派势力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两次罢免王安石的宰相职务，但是他直到去世前，都一直在推行王安石提出的改革政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神宗在用人上的一惯性。

　　用人，历来是政治生态的风向标，时代风气的试金石。吏治清明，则人才辈出，路无遗贤，一派欣欣向荣；吏治腐败，则礼崩乐坏，积弊丛生，徒留末世之叹。宋朝讲究以才取仕，以德用人，又能用人所长，容人所短，不拘一格。还有严格的回避制度和推荐人才的责任追究制度，确保了用人的公正公平。所以，两宋之际，人才荟萃，灿若繁星，正是这群槃槃才子和博学鸿儒，将中国封建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