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岁女高校长和“大山里女孩”们的高考季
时间：2020-07-07 08:05:11 来源：新京报
[导读]7月4日凌晨5时15分，张桂梅在一间学生宿舍中醒来。这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平时，她和一名学生赵思翎(化名)住在这里。 一睁开眼，张...
7月4日凌晨5时15分，张桂梅在一间学生宿舍中醒来。这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平时，她和一名学生赵思翎(化名)住在这里。
一睁开眼，张桂梅就感到全身僵硬、头疼欲裂。她没敢发出声音，用手示意宿管员过来，从床上捞起她瘦骨嶙峋的身体。她穿着一件十几块钱的土黄色外衣，黑色裤子，十根手指的关节和手腕处贴着膏药，痛苦地抱着额头。
过了一会儿，张桂梅摸出枕头边的黑框眼镜戴上，又稍微整理了下头发，艰难地扶着墙离开了宿舍。18岁的赵思翎睡得正熟。还有两天，赵思翎就要奔赴高考考场。
63岁的张桂梅是丽江市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兼任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华坪女高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建校12年来，已经有1645名女孩考上了大学。
张桂梅从来不用“贫困”二字形容自己的学生，因为贫困也是一种隐私。她叫她们“大山里的女孩儿”。
“女孩子如果有文化，她可以改变三代人。”张桂梅说。
“大魔头”、“老大”、“张妈妈”
赵思翎是一个圆脸，戴着眼镜、性格安静内向的女孩。她出生在华坪县一个偏僻的村落，11岁的弟弟在一次意外中溺水身亡，父亲终日酗酒、打骂母亲。
张桂梅知道这些情况时，赵思翎已经试图自杀过好几次。她把赵思翎的父母叫到办公室大骂了一通，然后让女孩搬着床褥跟自己睡一间宿舍。丈夫早逝后，张桂梅一直再未结婚，无儿无女，每天住在女高，与学生同吃同睡。
这间宿舍原本还住着几个女学生。被类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炎、严重骨质疏松、神经鞘瘤、高血压等17种疾病缠身的张桂梅有时疼得夜里呻吟，她担心学生害怕，叫她们搬走，只留下了赵思翎帮她叠被子、收拾内务。
赵思翎想考到东三省的大学。“我们那个村里，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同龄人，已经结婚、生小孩、干农活了。只有靠学习、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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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6时30分，查完早课后，一边吃药一边吃饭的张桂梅。
在这所女子高中，有贫困或者单亲的学生，也有家境良好却冲着学校的名声来的。在这里，相继考出了浙大、厦大、川大、武大等众多双一流高校的学生，2019年的一本上线率是40.67%，本科上线率82.37%，排名丽江市第一。
张桂梅既是后勤，也是保安。她的脸色枯黄，眼角、额头和腮帮布满皱纹，头发稀疏碎落，额前的刘海遮盖着一个拇指大小的肿瘤，由于长期病痛，身体几乎瘦成了骨架，但说起话来却语速疾厉、逻辑清晰又不失幽默。
每天起床后，她总是佝偻着身子，双手扶着楼梯栏杆，费劲挪动着关节变形的脚，负责照料她生活的学校职工准时等在宿舍楼下，骑着摩托车载她去教学楼。趁着学生没起床，张桂梅摸黑一个个打开教学楼的灯。
凌晨5时30分，天空露出一丝曙光。张桂梅提着喇叭来到教学楼的三楼，“姑娘们，起床了！”楼下已经有零星的学生揉着眼穿行，她催促道，“傻丫头，快点呗！”涌入教学楼的学生越来越多，她提高了声音，“时间快到了，迟到了的扫球场去！”
有的学生冲进来和她撞了个满怀。她轻轻拍了下学生的肩膀，“别怕，灯都打开了，我走过了一遍，很安全。”20分钟后，等到每间教室传来了读书声，张桂梅再把整座教学楼的灯一个个关掉，查一遍早课。
早上6点40分，张桂梅回到校长办公室，手上提着从各个教室搜罗的垃圾，用黄色塑料袋装着，堆放在地上。儿童福利院的人员每天定时来取，能卖十几块钱。他们同时也给张桂梅送来早饭，一碗绿豆粥和两个包子。
这是张桂梅难得的清闲时刻。她坐在椅子上，缓慢地喝着粥。这间十几平方米的校长办公室陈设简陋，放置了四张办公桌、一排书橱、用来会客的两个长木椅和一张方桌。墙上挂着装裱仔细的书法，“天下为公，为天下母；赤子好学，女子好学。”
伴着这顿早饭，张桂梅吞下了12种药物，包括颈痛片、骨疏康胶囊、风湿定胶囊、六味地黄丸等。她小心地把包子里的肉剔出去。以前她不舍得吃肉，省下工资塞给学生，这几年，一吃肉她便会呕吐。
对她来说，进食是为了吃药。这些药物更多是为了止疼。手上的止疼膏药一天能用掉2盒，为了省钱，她只好白天贴，晚上不贴。胳膊上一个拳头大小的肿瘤只能强忍着，脚上、背上就抹痛风型凝胶。
在学生面前，她小心地隐藏起重疾缠身的一面。她依旧是那个凌厉、蛮横的老太太，学生们叫她“大魔头”，也有人喊她“老大”、“张妈妈”。
女高的墙上没挂过校规校纪，制度却“残酷”至极。比如，女生们一律齐耳短发，身穿红色校服，每周只能洗一次衣服，有3个小时能外出。为了不让学生有情绪，女老师们也不能穿裙子，不能浓妆艳抹。
学生们每天的午饭时间只有10分钟，需要完成从打饭、吃饭、刷碗的整个流程，张桂梅坐在食堂里计时。
吃完饭，学生们捂着耳朵跑出去，回到宿舍午休。张桂梅站在宿舍楼下盯着，按照规定，宿舍的门不能关，谁要是玩手机或者聊天，她马上能听到。
晚上下了自习，张桂梅再次清点一遍人数。离高考越来越近，一个学生腹泻请假去医院，她坐在楼下等了40分钟。
每年的这个时候，张桂梅总是吊着一颗心。她逢人就念叨，如果能培养出一个清华或北大的学生，她死也瞑目了。高一、高二的学生每次做课间操，就在教学楼下齐声大喊，“学姐加油！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
“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张桂梅说。当记者问她，那您要付出的是什么？她的泪直直地掉下来，“我几乎付出的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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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早晨，张桂梅拿着大喇叭叫学生们起床。
“我有一个梦想”
张桂梅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18岁跟随姐姐来云南支边，后与丈夫在大理喜洲镇第一中学任教。
年轻时，她生活平淡。上课时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喜欢穿紫色裤子、红色上衣。丈夫买她最爱吃的杨梅罐头，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以补贴家用。
1996年，丈夫因病去世。张桂梅申请外调，独自一人来到金沙江畔深度贫困的华坪县，担任民族中学教师。
彼时，民族中学贫困生多，许多女生中途辍学。张桂梅跑去家访，发现自己的学生已经被嫁走了。她拿出全部工资，交了她们的书费，又把女孩们领回了课堂。
2001年，张桂梅开始兼任县儿童福利院的院长，建院第一天收了36个孤儿。“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拔出来我是做不到了，那些大山深处的可怜女孩，我只想着能救一个算一个。”
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杨文华对新京报记者回忆，2003年，张桂梅向他提出，想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解决低素质的母亲、低素质孩子的恶性循环。杨文华觉得，她的想法很幼稚，“办一所学校太难了，钱少了根本不行，我劝她还是放弃吧。”
后来，在一次县委组织的论证会上，所有专家都对此投了反对票。一是办女子高中与时代相悖；其次是全免费的高中投入太大，县里不具备财政条件。
张桂梅没死心。她带着劳模证书等获奖材料，到昆明的街上募捐。很多人以为她是骗子，向她吐口水，放狗咬她。有一次她在一家单位门口靠墙睡着了，被叫醒后，面前站着省妇联主席，给她拨了2万元。
2007年，张桂梅作为丽江市两名十七大代表之一，到北京参会。她破了两个洞的牛仔裤引起记者的注意，随后，对她的访谈节目《我有一个梦想》在电视上热播。女高的项目也最终启动，云南省、市、县各级政府在硬件设施上先后投入6000多万元，用于校舍、运动场、食堂、教学设备等的建设。
项目启动同年，杨文华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他回忆，由于资金筹措困难，项目分五期建设，前后持续了7年，直到2015年才最终落成。
2008年9月，女高第一届的90多名学生入校。这时的女高才建了4个多月，投资180万元，只盖好了一栋教学楼。没有大门和围墙，也没有食堂、宿舍和厕所。慕名而来的外地老师，一个学期后，走得一个也不剩。
女高的一名教师罗梦华回忆，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两个大教室各放几张床，10个男老师住一间，11个女老师住另一间，学生们住在二楼，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学生上厕所，就由一名女老师和一名男老师陪同，到旁边的民族中学去上。
由于招生来者不拒，学生的基础很差，数学考9分，一道题讲8遍，学生还是听不懂。“老师看不到前途，学生看不到希望。”备受打击的张桂梅私下对杨文华说，估计学校撑不下去了，希望他能帮助分流一下师生。
当时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两个人都在心里作了最坏的打算。
杨文华也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张桂梅，“教学质量提不上去，你所谓的初心，就是让山区的女孩白吃白住三年，最后拿一个高中毕业证。如果仅此而已，社会不会答应(掏这么巨大的成本)，你也无法赢得更多的家长和学生以及未来政府的支持。”
这些话，张桂梅听进了心里。她决心，总有一天不但要让穷苦的女孩们全部考上重点大学，还要培育出清华、北大的学生。
11万公里的家访路
女高从没召开过家长会，取而代之的是，12年间张桂梅的11万公里家访之路。
每次去家访，张桂梅总是带上馒头、面包和矿泉水，为了不给学生添麻烦，从来不在学生家中吃饭。有一次去傈僳族学生的家访途中，车子穿行在悬崖峭壁上，到了学生家才知道，这个女生是全村第一个高中生，入学那天全村人为她送行。
女孩的爷爷告诉张桂梅，如果孙女能上大学，自己就是死了也安心。张桂梅保证，她一定让女孩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如今，他们的村子已经走出好几位大学生。
在丽江市永胜县光华乡家访，大山横亘，下车走了三公里山路，才到了洼地深处的一个学生家。从学生家里出来，张桂梅已经无法再在六十度陡坡上行走。
于是学生爷爷把自己的马牵出来，随行的三个老师将张桂梅抬上马背。这是她唯一一次骑马，一颠一颠地走上陡坡，星斗阑干。
在这条无比艰难的家访之路上，张桂梅摔断过肋骨、迷过路、发过高烧，也曾昏倒在路上。有的学生家在山顶上，仅有一条用锄头挖出的小路，左边是陡直的悬崖，右边是万丈深渊，下了摩托车，张桂梅脸色苍白，腿都站不稳。
“张老师真正走到了贫困的背后，她最懂山里人的渴盼，最懂这片山。”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说。
2011年，第一届华坪女高的毕业生参加高考，综合上线率100%，一本上线率4.26%。“我们当时的副省长来调研，他落着泪说，女高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女高的入口极低，只要你想读书，就来者不拒，没有分数限制。”杨文华说。
“真的无法想象，张校长和其他老师，在这三年究竟付出了多少，女高完全做到了低进高出、中进优出。”
教师罗梦华回忆，2017年女高学生高考的一本上线率，比县一中高出10-20个百分点，并走出了全县文科和理科的第一名。“我们10多个高三老师跑去打了一场篮球。”对他们来讲，这已经是最奢侈的庆祝方式。
2019年，女高118名毕业学生中，109人上了本科线，9人上了专科线。“我们付出的不是一般老师能付出的。男老师结婚，仪式办完了马上回来上课。女老师做肿瘤手术，能穿衣服就回来。孩子们拼命刷题，我们只有这个办法。”张桂梅说。
“女高的成功经验是学生苦管、老师苦教、学生苦学。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根本措施是教育。人的素质不改变，永远是扶贫不扶志。在这方面，张老师坚持了12年。女高精神也带动了我们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杨文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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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早上，正在查课的张桂梅。
“这是我最后一次读书的希望”
周云丽是一个面容清秀的姑娘。她穿着一身利落的西服，头发仔细地束在后面。她是华坪女高的第一届毕业生，8年后，她成了女高的一名数学老师。
她不到一岁时，母亲因患癌症去世，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父亲，把姐妹俩拉扯长大。2008年，周云丽和姐姐同时达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父亲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又向亲戚借了钱，也远远筹不齐姐妹俩三年六七万的学费。
不久后，姐妹俩得知女高免费招生的消息，报名后很快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入学第一天踏进宿舍，床褥已经铺好了，每个床位的边上贴着同学的名字。周云丽看着那张纸条，捂着脸痛哭。
周云丽曾经梦想赚大钱。从女高毕业后，她又改变了想法，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她成为女高的教师，负责一个高三毕业班和一个高二班的数学课程。
她有时会想，如果当年没有女高，她也许早早就辍学嫁人，背着好几个孩子，一辈子走不出贫穷的乡村。
“当年要是没上女高，我不会成为一名警察，可能成了警察的执法对象。”丽江市永胜县民警陈法羽是女高的第二届毕业生，初中毕业后，因没达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父亲劝她回家务农，找个人嫁了。
“我不敢相信迎接自己的，将会是怎样痛苦而漫长的人生。”她开始后悔初中打架、喝酒的经历。收到女高录取通知书后，陈法羽改掉了所有的不良习惯。在她的印象里，张桂梅是个很凶的老师，“有时梦见被她骂，吓醒了一身冷汗。”
2012年，陈法羽考上了云南警官学院。
至今，张桂梅还会对人喋喋不休地吐槽她见过的差劲父母。还有的爷爷奶奶，自从孙女出生后，没理过她一次。直到女孩毕业，父母也没来过一次学校，他们甚至不知道孩子的学名。“如果不读书，她们的人生就死掉了。”
7月5日，家住四川广安的23岁女孩袁苗苗从打工的地方，独自一人坐大巴车找到了华坪女高。她站在校门外守了两天，终于找到机会见了张桂梅。
2013年读完高一，袁苗苗就辍学了。七年间，她做过直播、流水线工人、饭店服务员、KTV服务员，卖过车，卖过衣服，卖过化妆品……终于存到1万块钱。
袁苗苗哀求张桂梅，让她进入女高读书，未来有机会能参加高考。“这是我最后一次读书的希望了。我如果不读书的话，每天都感觉世界是很空虚的。我还是一张白纸，我希望上面有一幅美丽的画，文化的画。”
待到山花烂漫时
这两年，体育老师谭艳华发现，张桂梅在操场上晕倒了三四次。有一次，她扶着楼梯就晕了过去。还有一次，她在食堂维持秩序，突然栽倒在地上。
去年高考前的一天，学生们做完课间操，发现后面没了校长用大喇叭大喊的声音，回头一看，她已经没有知觉地躺在地上了。喂下几颗速效救心丸后，张桂梅苏醒了过来。老师们想送她去医院，被拒绝了。还有两个星期就高考，她想再挺一挺。
张桂梅每年都亲自把高三学生送到考场，考试结束了再送回来。女高从来没有毕业典礼，高考结束了，她就赶紧把学生们打发走。“离开的那天，也和平常一样。”
她唯一的执念是，余生能培养出北大、清华的学生。
“她是在和时间赛跑。”杨文华有时撞见她一个人在办公室，在木椅上蜷缩成一团，奄奄一息。他难受地咽下了眼泪，故作轻松地和她开玩笑，“你是梦想没实现的人，任务没完成，放心死不了，马克思不要你。”
2018年4月的一天夜里，张桂梅疼得失去了意识。宿舍里同住的学生，赶紧给她打止疼药。一个小时后，她被送往县医院抢救。
县长庞新秀也赶来看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张桂梅拉着县长的手说，“我想提前预支下丧葬费，我要亲眼看着钱都用在孩子们身上。”
张桂梅也想过，她死了以后，就随便一火化，扔哪里都行。“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就行了呗。”
她收养的一个孩子说，那我们想你的时候看不着。张桂梅说，你在哪个地方想我，我就在你的身边。
听到张桂梅病重的消息，她曾经收养的儿童福利院的孩子，24岁的张惠华急忙赶到了医院。
张惠华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华坪县做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他在病床旁一刻不离地守了5天，眼睁睁地看着老妈瘦了20斤。
儿童福利院的所有孩子，都称呼张桂梅“老妈”。即使每天女高的工作再忙碌，下午6时30分，张桂梅总是准时回到儿童之家。
“我要回家了。”每到此刻，她似乎卸下了所有的疲惫，总是轻松地笑起来。
在儿童福利院，张桂梅简单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躺着睡会儿觉。一个多小时后，她就提着包，又返回了女高。有的孩子哭闹着不愿意让她走，她就哄着，“老妈要去上班挣钱，给你买汉堡包了。”
2018年的那次病重，张桂梅最终挺了过来。她又回到了女高，恢复了往日的生活，拿着大喇叭在学校里转悠。
2020年春节，她到昆明体检，病历上的17种疾病增加到了23种。“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现在还能动，我想做点事。我的病我知道，是没有办法治了。如果把最好的时光留给治病，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7月5日上午9点30分，女高的学生们跳起了鬼步舞。这是女高课间操的一种，张桂梅专门请了一位舞蹈老师，教了学生们一段时间。她是个偏心的人，城市里的女孩们会跳的最流行的舞步，大山里的女孩儿也不能落下，不能比她们差。
这一天，女孩儿们跳得很开心。张桂梅缓缓地穿梭在她们中间，有点失落，“也许我这辈子都跳不了鬼步舞了。”
课间操结束后，女孩们齐声朗诵了一首诗，是张桂梅最喜欢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一睁开眼，张桂梅就感到全身僵硬、头疼欲裂。她没敢发出声音，用手示意宿管员过来，从床上捞起她瘦骨嶙峋的身体。她穿着一件十几块钱的土黄色外衣，黑色裤子，十根手指的关节和手腕处贴着膏药，痛苦地抱着额头。
过了一会儿，张桂梅摸出枕头边的黑框眼镜戴上，又稍微整理了下头发，艰难地扶着墙离开了宿舍。18岁的赵思翎睡得正熟。还有两天，赵思翎就要奔赴高考考场。
63岁的张桂梅是丽江市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兼任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华坪女高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建校12年来，已经有1645名女孩考上了大学。
张桂梅从来不用“贫困”二字形容自己的学生，因为贫困也是一种隐私。她叫她们“大山里的女孩儿”。
“女孩子如果有文化，她可以改变三代人。”张桂梅说。
“大魔头”、“老大”、“张妈妈”
赵思翎是一个圆脸，戴着眼镜、性格安静内向的女孩。她出生在华坪县一个偏僻的村落，11岁的弟弟在一次意外中溺水身亡，父亲终日酗酒、打骂母亲。
张桂梅知道这些情况时，赵思翎已经试图自杀过好几次。她把赵思翎的父母叫到办公室大骂了一通，然后让女孩搬着床褥跟自己睡一间宿舍。丈夫早逝后，张桂梅一直再未结婚，无儿无女，每天住在女高，与学生同吃同睡。
这间宿舍原本还住着几个女学生。被类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炎、严重骨质疏松、神经鞘瘤、高血压等17种疾病缠身的张桂梅有时疼得夜里呻吟，她担心学生害怕，叫她们搬走，只留下了赵思翎帮她叠被子、收拾内务。
赵思翎想考到东三省的大学。“我们那个村里，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同龄人，已经结婚、生小孩、干农活了。只有靠学习、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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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6时30分，查完早课后，一边吃药一边吃饭的张桂梅。
在这所女子高中，有贫困或者单亲的学生，也有家境良好却冲着学校的名声来的。在这里，相继考出了浙大、厦大、川大、武大等众多双一流高校的学生，2019年的一本上线率是40.67%，本科上线率82.37%，排名丽江市第一。
张桂梅既是后勤，也是保安。她的脸色枯黄，眼角、额头和腮帮布满皱纹，头发稀疏碎落，额前的刘海遮盖着一个拇指大小的肿瘤，由于长期病痛，身体几乎瘦成了骨架，但说起话来却语速疾厉、逻辑清晰又不失幽默。
每天起床后，她总是佝偻着身子，双手扶着楼梯栏杆，费劲挪动着关节变形的脚，负责照料她生活的学校职工准时等在宿舍楼下，骑着摩托车载她去教学楼。趁着学生没起床，张桂梅摸黑一个个打开教学楼的灯。
凌晨5时30分，天空露出一丝曙光。张桂梅提着喇叭来到教学楼的三楼，“姑娘们，起床了！”楼下已经有零星的学生揉着眼穿行，她催促道，“傻丫头，快点呗！”涌入教学楼的学生越来越多，她提高了声音，“时间快到了，迟到了的扫球场去！”
有的学生冲进来和她撞了个满怀。她轻轻拍了下学生的肩膀，“别怕，灯都打开了，我走过了一遍，很安全。”20分钟后，等到每间教室传来了读书声，张桂梅再把整座教学楼的灯一个个关掉，查一遍早课。
早上6点40分，张桂梅回到校长办公室，手上提着从各个教室搜罗的垃圾，用黄色塑料袋装着，堆放在地上。儿童福利院的人员每天定时来取，能卖十几块钱。他们同时也给张桂梅送来早饭，一碗绿豆粥和两个包子。
这是张桂梅难得的清闲时刻。她坐在椅子上，缓慢地喝着粥。这间十几平方米的校长办公室陈设简陋，放置了四张办公桌、一排书橱、用来会客的两个长木椅和一张方桌。墙上挂着装裱仔细的书法，“天下为公，为天下母；赤子好学，女子好学。”
伴着这顿早饭，张桂梅吞下了12种药物，包括颈痛片、骨疏康胶囊、风湿定胶囊、六味地黄丸等。她小心地把包子里的肉剔出去。以前她不舍得吃肉，省下工资塞给学生，这几年，一吃肉她便会呕吐。
对她来说，进食是为了吃药。这些药物更多是为了止疼。手上的止疼膏药一天能用掉2盒，为了省钱，她只好白天贴，晚上不贴。胳膊上一个拳头大小的肿瘤只能强忍着，脚上、背上就抹痛风型凝胶。
在学生面前，她小心地隐藏起重疾缠身的一面。她依旧是那个凌厉、蛮横的老太太，学生们叫她“大魔头”，也有人喊她“老大”、“张妈妈”。
女高的墙上没挂过校规校纪，制度却“残酷”至极。比如，女生们一律齐耳短发，身穿红色校服，每周只能洗一次衣服，有3个小时能外出。为了不让学生有情绪，女老师们也不能穿裙子，不能浓妆艳抹。
学生们每天的午饭时间只有10分钟，需要完成从打饭、吃饭、刷碗的整个流程，张桂梅坐在食堂里计时。
吃完饭，学生们捂着耳朵跑出去，回到宿舍午休。张桂梅站在宿舍楼下盯着，按照规定，宿舍的门不能关，谁要是玩手机或者聊天，她马上能听到。
晚上下了自习，张桂梅再次清点一遍人数。离高考越来越近，一个学生腹泻请假去医院，她坐在楼下等了40分钟。
每年的这个时候，张桂梅总是吊着一颗心。她逢人就念叨，如果能培养出一个清华或北大的学生，她死也瞑目了。高一、高二的学生每次做课间操，就在教学楼下齐声大喊，“学姐加油！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
“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张桂梅说。当记者问她，那您要付出的是什么？她的泪直直地掉下来，“我几乎付出的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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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早晨，张桂梅拿着大喇叭叫学生们起床。
“我有一个梦想”
张桂梅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18岁跟随姐姐来云南支边，后与丈夫在大理喜洲镇第一中学任教。
年轻时，她生活平淡。上课时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喜欢穿紫色裤子、红色上衣。丈夫买她最爱吃的杨梅罐头，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以补贴家用。
1996年，丈夫因病去世。张桂梅申请外调，独自一人来到金沙江畔深度贫困的华坪县，担任民族中学教师。
彼时，民族中学贫困生多，许多女生中途辍学。张桂梅跑去家访，发现自己的学生已经被嫁走了。她拿出全部工资，交了她们的书费，又把女孩们领回了课堂。
2001年，张桂梅开始兼任县儿童福利院的院长，建院第一天收了36个孤儿。“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拔出来我是做不到了，那些大山深处的可怜女孩，我只想着能救一个算一个。”
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杨文华对新京报记者回忆，2003年，张桂梅向他提出，想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解决低素质的母亲、低素质孩子的恶性循环。杨文华觉得，她的想法很幼稚，“办一所学校太难了，钱少了根本不行，我劝她还是放弃吧。”
后来，在一次县委组织的论证会上，所有专家都对此投了反对票。一是办女子高中与时代相悖；其次是全免费的高中投入太大，县里不具备财政条件。
张桂梅没死心。她带着劳模证书等获奖材料，到昆明的街上募捐。很多人以为她是骗子，向她吐口水，放狗咬她。有一次她在一家单位门口靠墙睡着了，被叫醒后，面前站着省妇联主席，给她拨了2万元。
2007年，张桂梅作为丽江市两名十七大代表之一，到北京参会。她破了两个洞的牛仔裤引起记者的注意，随后，对她的访谈节目《我有一个梦想》在电视上热播。女高的项目也最终启动，云南省、市、县各级政府在硬件设施上先后投入6000多万元，用于校舍、运动场、食堂、教学设备等的建设。
项目启动同年，杨文华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他回忆，由于资金筹措困难，项目分五期建设，前后持续了7年，直到2015年才最终落成。
2008年9月，女高第一届的90多名学生入校。这时的女高才建了4个多月，投资180万元，只盖好了一栋教学楼。没有大门和围墙，也没有食堂、宿舍和厕所。慕名而来的外地老师，一个学期后，走得一个也不剩。
女高的一名教师罗梦华回忆，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两个大教室各放几张床，10个男老师住一间，11个女老师住另一间，学生们住在二楼，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学生上厕所，就由一名女老师和一名男老师陪同，到旁边的民族中学去上。
由于招生来者不拒，学生的基础很差，数学考9分，一道题讲8遍，学生还是听不懂。“老师看不到前途，学生看不到希望。”备受打击的张桂梅私下对杨文华说，估计学校撑不下去了，希望他能帮助分流一下师生。
当时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两个人都在心里作了最坏的打算。
杨文华也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张桂梅，“教学质量提不上去，你所谓的初心，就是让山区的女孩白吃白住三年，最后拿一个高中毕业证。如果仅此而已，社会不会答应(掏这么巨大的成本)，你也无法赢得更多的家长和学生以及未来政府的支持。”
这些话，张桂梅听进了心里。她决心，总有一天不但要让穷苦的女孩们全部考上重点大学，还要培育出清华、北大的学生。
11万公里的家访路
女高从没召开过家长会，取而代之的是，12年间张桂梅的11万公里家访之路。
每次去家访，张桂梅总是带上馒头、面包和矿泉水，为了不给学生添麻烦，从来不在学生家中吃饭。有一次去傈僳族学生的家访途中，车子穿行在悬崖峭壁上，到了学生家才知道，这个女生是全村第一个高中生，入学那天全村人为她送行。
女孩的爷爷告诉张桂梅，如果孙女能上大学，自己就是死了也安心。张桂梅保证，她一定让女孩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如今，他们的村子已经走出好几位大学生。
在丽江市永胜县光华乡家访，大山横亘，下车走了三公里山路，才到了洼地深处的一个学生家。从学生家里出来，张桂梅已经无法再在六十度陡坡上行走。
于是学生爷爷把自己的马牵出来，随行的三个老师将张桂梅抬上马背。这是她唯一一次骑马，一颠一颠地走上陡坡，星斗阑干。
在这条无比艰难的家访之路上，张桂梅摔断过肋骨、迷过路、发过高烧，也曾昏倒在路上。有的学生家在山顶上，仅有一条用锄头挖出的小路，左边是陡直的悬崖，右边是万丈深渊，下了摩托车，张桂梅脸色苍白，腿都站不稳。
“张老师真正走到了贫困的背后，她最懂山里人的渴盼，最懂这片山。”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说。
2011年，第一届华坪女高的毕业生参加高考，综合上线率100%，一本上线率4.26%。“我们当时的副省长来调研，他落着泪说，女高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女高的入口极低，只要你想读书，就来者不拒，没有分数限制。”杨文华说。
“真的无法想象，张校长和其他老师，在这三年究竟付出了多少，女高完全做到了低进高出、中进优出。”
教师罗梦华回忆，2017年女高学生高考的一本上线率，比县一中高出10-20个百分点，并走出了全县文科和理科的第一名。“我们10多个高三老师跑去打了一场篮球。”对他们来讲，这已经是最奢侈的庆祝方式。
2019年，女高118名毕业学生中，109人上了本科线，9人上了专科线。“我们付出的不是一般老师能付出的。男老师结婚，仪式办完了马上回来上课。女老师做肿瘤手术，能穿衣服就回来。孩子们拼命刷题，我们只有这个办法。”张桂梅说。
“女高的成功经验是学生苦管、老师苦教、学生苦学。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根本措施是教育。人的素质不改变，永远是扶贫不扶志。在这方面，张老师坚持了12年。女高精神也带动了我们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杨文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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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早上，正在查课的张桂梅。
“这是我最后一次读书的希望”
周云丽是一个面容清秀的姑娘。她穿着一身利落的西服，头发仔细地束在后面。她是华坪女高的第一届毕业生，8年后，她成了女高的一名数学老师。
她不到一岁时，母亲因患癌症去世，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父亲，把姐妹俩拉扯长大。2008年，周云丽和姐姐同时达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父亲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又向亲戚借了钱，也远远筹不齐姐妹俩三年六七万的学费。
不久后，姐妹俩得知女高免费招生的消息，报名后很快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入学第一天踏进宿舍，床褥已经铺好了，每个床位的边上贴着同学的名字。周云丽看着那张纸条，捂着脸痛哭。
周云丽曾经梦想赚大钱。从女高毕业后，她又改变了想法，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她成为女高的教师，负责一个高三毕业班和一个高二班的数学课程。
她有时会想，如果当年没有女高，她也许早早就辍学嫁人，背着好几个孩子，一辈子走不出贫穷的乡村。
“当年要是没上女高，我不会成为一名警察，可能成了警察的执法对象。”丽江市永胜县民警陈法羽是女高的第二届毕业生，初中毕业后，因没达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父亲劝她回家务农，找个人嫁了。
“我不敢相信迎接自己的，将会是怎样痛苦而漫长的人生。”她开始后悔初中打架、喝酒的经历。收到女高录取通知书后，陈法羽改掉了所有的不良习惯。在她的印象里，张桂梅是个很凶的老师，“有时梦见被她骂，吓醒了一身冷汗。”
2012年，陈法羽考上了云南警官学院。
至今，张桂梅还会对人喋喋不休地吐槽她见过的差劲父母。还有的爷爷奶奶，自从孙女出生后，没理过她一次。直到女孩毕业，父母也没来过一次学校，他们甚至不知道孩子的学名。“如果不读书，她们的人生就死掉了。”
7月5日，家住四川广安的23岁女孩袁苗苗从打工的地方，独自一人坐大巴车找到了华坪女高。她站在校门外守了两天，终于找到机会见了张桂梅。
2013年读完高一，袁苗苗就辍学了。七年间，她做过直播、流水线工人、饭店服务员、KTV服务员，卖过车，卖过衣服，卖过化妆品……终于存到1万块钱。
袁苗苗哀求张桂梅，让她进入女高读书，未来有机会能参加高考。“这是我最后一次读书的希望了。我如果不读书的话，每天都感觉世界是很空虚的。我还是一张白纸，我希望上面有一幅美丽的画，文化的画。”
待到山花烂漫时
这两年，体育老师谭艳华发现，张桂梅在操场上晕倒了三四次。有一次，她扶着楼梯就晕了过去。还有一次，她在食堂维持秩序，突然栽倒在地上。
去年高考前的一天，学生们做完课间操，发现后面没了校长用大喇叭大喊的声音，回头一看，她已经没有知觉地躺在地上了。喂下几颗速效救心丸后，张桂梅苏醒了过来。老师们想送她去医院，被拒绝了。还有两个星期就高考，她想再挺一挺。
张桂梅每年都亲自把高三学生送到考场，考试结束了再送回来。女高从来没有毕业典礼，高考结束了，她就赶紧把学生们打发走。“离开的那天，也和平常一样。”
她唯一的执念是，余生能培养出北大、清华的学生。
“她是在和时间赛跑。”杨文华有时撞见她一个人在办公室，在木椅上蜷缩成一团，奄奄一息。他难受地咽下了眼泪，故作轻松地和她开玩笑，“你是梦想没实现的人，任务没完成，放心死不了，马克思不要你。”
2018年4月的一天夜里，张桂梅疼得失去了意识。宿舍里同住的学生，赶紧给她打止疼药。一个小时后，她被送往县医院抢救。
县长庞新秀也赶来看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张桂梅拉着县长的手说，“我想提前预支下丧葬费，我要亲眼看着钱都用在孩子们身上。”
张桂梅也想过，她死了以后，就随便一火化，扔哪里都行。“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就行了呗。”
她收养的一个孩子说，那我们想你的时候看不着。张桂梅说，你在哪个地方想我，我就在你的身边。
听到张桂梅病重的消息，她曾经收养的儿童福利院的孩子，24岁的张惠华急忙赶到了医院。
张惠华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华坪县做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他在病床旁一刻不离地守了5天，眼睁睁地看着老妈瘦了20斤。
儿童福利院的所有孩子，都称呼张桂梅“老妈”。即使每天女高的工作再忙碌，下午6时30分，张桂梅总是准时回到儿童之家。
“我要回家了。”每到此刻，她似乎卸下了所有的疲惫，总是轻松地笑起来。
在儿童福利院，张桂梅简单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躺着睡会儿觉。一个多小时后，她就提着包，又返回了女高。有的孩子哭闹着不愿意让她走，她就哄着，“老妈要去上班挣钱，给你买汉堡包了。”
2018年的那次病重，张桂梅最终挺了过来。她又回到了女高，恢复了往日的生活，拿着大喇叭在学校里转悠。
2020年春节，她到昆明体检，病历上的17种疾病增加到了23种。“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现在还能动，我想做点事。我的病我知道，是没有办法治了。如果把最好的时光留给治病，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7月5日上午9点30分，女高的学生们跳起了鬼步舞。这是女高课间操的一种，张桂梅专门请了一位舞蹈老师，教了学生们一段时间。她是个偏心的人，城市里的女孩们会跳的最流行的舞步，大山里的女孩儿也不能落下，不能比她们差。
这一天，女孩儿们跳得很开心。张桂梅缓缓地穿梭在她们中间，有点失落，“也许我这辈子都跳不了鬼步舞了。”
课间操结束后，女孩们齐声朗诵了一首诗，是张桂梅最喜欢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编辑：z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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