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信力高，县长直播才会火

　　向春玲：作为新电商的一个模式，从去年起，官员直播带货就在县域经济中快速发展起来。在目前疫情对农产品销售造成了极大影响的情况下，特别是对中西部边远贫困地区，这是个为民解困的好事。

　　首先，领导干部在各项工作中都要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去思考贫困地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什么？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是什么？县长们此时运用“互联网+”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助力扶贫，解决贫困地区农民最急迫的农产品销售问题，是雪中送炭，体现了这样的情怀。

　　其次，疫情给城乡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多困难：一边是城市农产品供应紧张，一边是农业企业销售受阻。当前，中央要求统筹好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两项工作。这个时候，县长直播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促销农产品的效果，而且销售成果斐然。换句话说，“县长直播”给复工复产、恢复经济摁下了“快捷键”。

　　再次，我们欣喜地看到，县长们能适应信息化技术革命发展大势，掌握信息技术手段，使它成为新时期为人民服务的抓手，高效地、直接地服务于老百姓，使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在网络环境下，直播时的领导干部身处网民的“围观”之中，用群众熟悉的网络语言和网民亲密互动，网民的点赞体现了群众对干部亲民行为的认可。

　　文汇报：官员直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向春玲：县长作为公职人员，与带货“网红”有所不同，县长助农直播是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推介当地优质农产品。第一，县长直播为什么会火？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政府公信力强，群众相信干部，相信政府。因此，官员直播必须要做好产品质量的把关，向消费者实事求是地传递产品信息，不能过分夸大宣传，否则，就会损害产品的形象，损害公职人员的形象以及政府的公信力。

　　第二，县长直播应杜绝形式主义。如果没弄清楚产品特点、目标人群的位置、相关上下游产业链需求，就仓促上阵，只为露个脸，出风头，或者是为了随大流——别人直播，我也要直播，效果肯定事倍功半。

　　第三，县长直播是为了帮助解决群众农产品滞销困难，不是为某个企业做广告。鉴于公职人员身份，直播时要处理好与企业的关系，更不能允许利益输入的存在。一旦发现存在此问题，便是违背了初心，违背了党纪党规，定要严厉查处。

　　文汇报：这种形式未来是否有必要继续推广？

　　向春玲：疫情下，偏远贫困地区受限于知晓度、运输难等状况，县长直播能成为农产品销售的“秘密武器”。但是，这却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常规武器”。一方面，领导干部有自己的行政工作职责，很难经常抽出时间花在直播上；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县长主播”的身份不可能永远保持神秘，销售效果可能大打折扣。领导干部应结合自身情况“因地制宜”，判断是否有需要直播。天天做直播是不可能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干部可以不重视“视频直播”这种新兴的网络销售模式，成为一名“旁观者”。相反，直播经济前景看好，他们应主动了解、参与并成为“引导者”，特别是对参与过直播的县长而言，他们比其他人更熟悉其运作模式，更容易发现其中的短板和问题，思考对策保护它，规范它。

　　有的领导干部“先迈一步”，试水视频直播，他将来并不是说一定要成为“网红”，而是可以通过对社会和市场的服务，制造更多的“网红”。通过示范引导，培育电商资源和人才，让更多的企业、合作社、农民破除思维禁锢，接触新模式。构建新渠道。与此同时，针对直播中出现的一些模糊的、甚至违规的现象，政府应当加紧出台一些政策、规范、法律法规，保障行业健康、持久地向前发展。

　　我们提倡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在这场直播带货大潮中，领导干部应一手抓保护，一手抓规范；一手抓服务，一手抓法治。我们在面对技术创新时，需要拥有更高的管理智慧。

　　文汇报：透过直播带货这一现象来看，领导干部应如何适应互联网思维？

　　向春玲：利用网络开展工作已经成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老百姓都在网上，如果不会利用网络，不会运用互联网语言拉近与网民的距离，怎么走群众路线？那就是脱离群众、官僚主义、高高在上，群众是最反感的。

　　互联网时代对当前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全新要求。领导干部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的扁平化、透明化、智能化，连接群众、了解民意、创新工作方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在直播等网络现场，我们看到很多领导干部接地气地和群众交流，迅速回应群众的诉求，这是回归为人民谋利益的初心。

　　不久的将来，5G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会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政府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利用新技术手段，提高智能化的服务和管理水平。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特别需要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