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餐我国自古有之，该“出口转内销”了

　　今年的这场疫情，带给人们多种警示与思考，它改变了多数人的工作、学习方式，也促进了很多业务的发展，而与饮食关联紧密的分餐制，最近也被大力提倡。

　　相较于合餐制，分餐制明显更有益于健康，能减轻病毒传播的概率，也会减少食物浪费现象，又令人有选择菜品的自由。而合餐制，我们都清楚，在不知不觉间会混入很多隐患。尤其在当下，此种方式更是令人担忧。

　　合餐制之所以会大面积流行，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显著表现方式，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营造出亲切的氛围。我国本就是美食大国，中国人又好客热情。人们在餐桌上圆融一体，内中深具人情意味，最可体现和谐欢洽。尤其在年夜饭、寿宴等场合中，合餐显然更易于人气凝聚、拉近距离、共享食味。另从酒店的角度说，合餐制的菜品，便于出餐，色味也可保持完善周正。当然，酒店也同时能节省人力、节约物资，从而减轻运营压力。

　　上述欢乐热络的气氛，很少有人不喜爱。可是，往往在这样的气氛中，安全隐患会慢慢潜伏下来。严重的病毒暂且不提，只单说极易引起胃部病变的“幽门螺旋杆菌”，就足以引起公众警惕。

　　商周时期已有分餐形式

　　许多人一听到分餐制，第一反应就是：“那是西方人的习惯吧？”确实，西方人的分餐制，比较深入大众视野。大约17世纪，它在欧洲大陆大行其道，彰显出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带有民主、平等等观念的痕迹。此后，欧洲餐桌礼仪更为严格，其中隐含的尊重他人的习惯，蔚然成风。

　　而欧洲人也并非一直如此，分餐制是人们在考虑到诸多卫生问题之后，经过多次改革才确立下来的。其实，在17世纪前的大段历史时期中，欧洲人更喜爱聚在一起合餐吃饭。中世纪时，合餐属常见之事，有时连汤碗都是共用的……这同古代西亚、中亚地区的人们的合餐习惯有一定关联。毕竟，那些地区的文明，曾一度深深影响欧洲。

　　只能说，分餐是西方人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形成的习惯，但却不是他们的专属。我国分餐制的历史，更为跌宕起伏，而且一直影响着亚洲邻国。

　　日本的分餐制，现今依然存在，可追溯至11世纪。《源氏物语》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铺设四十张中国席，其他坐垫、凭肘儿等物也都一律崭新精致”。这里说的“中国席”，便是分隔明显的单独桌案。紫式部寥寥几笔的描述，便体现了当时的日本贵族对魂牵梦萦的中国文化的尊崇。

　　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分餐的形式。但其显著的特征是对层级地位的彰显，是一种礼制。宴席呈现出的是一种气场，更能突显王侯威仪。《周礼》有载：“设席之法，先设者皆言筵，后加者为席。筵长席短，筵铺陈于下，席在上，为人所坐藉。”这便是针对筵宴的规格标准。

　　此外，熟悉文物的朋友大致都会了解，那时的餐具都有明确的规格分类。如周天子需“九鼎八簋”，诸侯为“七鼎六簋”等，它们共同营造出严整的氛围，秩序井然。这种情形，让我不禁想到印度的种姓制度，其用餐方式与社会等级的联系，也是甚为紧密。印度的婆罗门贵族，用餐时都有专设房间，这一方式可谓分餐制的极致。而我国青铜器的“仪仗队列”，更是从每个细节中，体现着阶级分层。

　　到了春秋战国、秦汉及三国时期，分餐制依然继续，尊卑观念及进餐礼仪，依旧蕴含在宴席的程序里。《礼记》中“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的教义，人们也一直在忠守。在许多关于那些历史时期的壁画上，都描绘着宾客“一人一案”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