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人口自由和向上流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社会性流动。这对处于城镇化纵深期、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的我国来说，意义重大。

我国前几十年的高速城镇化顺利推进，得益于第一波人口红利。大量农业人口来到城市，以低廉成本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城市是人类探索更宜人居的一种聚居形态，从教育、医疗、交通、养老等各类配套服务来说，都更适合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城镇化过程中来到城市的人们，多数都想留在城市，为了自己更幸福的生活，更为了给予后代更好的条件。这应当是一个自由流动的过程，他们应享有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此时，原本存在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弊端、户籍制度的僵化，便成为了他们融入城市、扎根城市的掣肘。这不但不利于城市发展，而且也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因此，《意见》提出多项旨在破除妨碍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的举措，例如，全面取消或全面放宽落户限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常住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等，这有助于促进人口自由流动、将城镇化继续向纵深推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有益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提升百姓福祉。

站在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促进人口自由流动、向上流动，可以创造出新的人口红利。

随着人口自然出生率的下降，我国客观上已无法依赖过去基于高人口数量的人口红利促进发展，人力成本也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而上涨。此时，我们需要新的、更高质量的人口红利。人口是经济增长理论中极为重要的变量，除去人口数量、年龄结构外，人口的储蓄率和投资回报率更关键。可以说，后两者数据越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越高。

有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波人口红利往往属于一种后发优势，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特征只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一旦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人口发展阶段变化，经济增长就不能再依靠那些与不可逆人口流动相关的资源，例如依靠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而是越来越需要依靠那些可塑造、可培育的资源。经济发展理论和经验表明，在这种新增长资源中最重要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而这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是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关键，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又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如何在现有形势下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除了着眼于人口储蓄率之外，最重要的是提高人口的投资回报率，这归根结底要靠教育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更优质教育资源惠及城镇化过程中“新城市人”的后代。所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促进人口自由流动的应有内涵，是让更多人分享到城市中的优质教育资源。应该说，这是城镇化带来的最为深远的红利。

因此，《意见》提出，要健全兜底保障机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要推进精准扶贫促进贫困群体向上流动；要推进教育优先发展保障起点公平，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要健全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确保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义务教育；要增加农村地区、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学生上大学的机会和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

教育事业，利在千秋。在城镇化过程中，最不能马虎的就是教育资源优化。研究表明，教育阶段从低到高具有社会回报率递减的特点，学前教育在促进幼儿智力、社会交往能力、价值观和自我意识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促进个人发展、社会进步、人力资源开发和综合国力增强具有长远意义。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我们更应潜心打好基础教育的“根”，让“新城市人”的后代享受到更好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这是他们应得的权利。教育是人们向上流动的最好机遇。一个社会，唯有让后发者享有充分向上流动的机会，才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