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全面小康突出短板在“三农”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2020年是全面小康之年，也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明年“三农”工作如何开展异常关键。

12月20日至21日召开的2019年中央农村会议，分析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研究部署2020年“三农”工作。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公布的数据，预计2019年我国减贫人口将超1000万。截至今年底，95%以上的贫困人口可以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可以摘帽。

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难点在“三农”，短板也在“三农”。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体居住于农村，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这就要求必须做好“三农”工作，来助力脱贫攻坚战。

会议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要一鼓作气、乘势而上，集中力量全面完成剩余脱贫任务。

“三农”短板关系到脱贫攻坚战

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必须深刻认识做好明年“三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会议明确提出，坚决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坚决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短板，切实发挥好“三农”压舱石作用。

会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在“三农”，要多渠道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小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虽然总体来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下降，但是就脱贫攻坚来讲，它的意义是重要的。在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农民生计的主要来源依然还是农业。在大多数贫困地区，达到60%-70%。而且，自从精准扶贫以来，大部分产业扶贫的项目也主要是是农业。

他说，农业发展是不是稳定可持续，与能否取得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有着直接关系。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邢成举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农业是农民增收与贫困人口脱贫的基础保障，没有农业的发展与提升就不会有农民的脱贫。当前，产业扶贫主要是农业产业扶贫。

在他看来，“三农”的短板，核心在于农民的收入增长虽有一定速度但其绝对数仍较低，从贫困户脱贫到实现小康生活仍有较大差距。从农业的角度看，小农生产与现代农业衔接依旧不畅，中国农业大而不强的情况依然存在；从农村的情况看，多数村集体经济仍较为薄弱，虽然有一些贫困村的集体经济在扶贫工作中有所提升，但发展可持续性仍有待加强。与此同时，非贫困村因缺乏扶贫支持，反而在基础设施和集体经济等方面落后于贫困村，乡村振兴所依赖的村庄人力、资源、经济和金融基础薄弱。

对于剩余脱贫任务，邢成举称，主要是依托社会兜底脱贫的任务，从人口构成上看，主要是低保五保残疾人和因病丧失劳动力的人口，他们的脱贫除了要继续加强兜底扶贫工作外，还要探索更加多样的帮扶机制，如社会帮扶，分红帮扶和资产收益帮扶等。

绝对贫困之后的“相对贫困”

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之后，脱贫攻坚战的重心将转向“相对贫困”。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提到，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及时做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帮扶。要坚持现行脱贫标准，确保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要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抓紧研究接续推进减贫工作。

在脱贫攻坚最后收官阶段，我国还建立了返贫监测预警机制。目前，重点监测两方面数据，一是已经脱贫摘帽的贫困人口中，还有400万人左右存在摇摆，可能因灾、因病、因产业、因市场出现出现返贫问题；二是在国家贫困线附近的边缘人口，根据各省测算，也有大约400万人。

邢成举表示，要巩固脱贫成果，首先是要做到保持既有扶贫工作的力度和连续性，同时做到易返贫人口的动态检测机制，对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风险点进行有效预防，重点做好教育医疗和产业的持续帮扶工作，继续加强扶贫资金的保障与投入，同时注意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优化与完善。

对于未来的“相对贫困”，李小云表示，绝对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之后，并不意味着贫困的消除，贫困问题还会以相对形式存在。在未来的扶贫工作中，“相对贫困”会成为核心内容。

要解决相对贫困，他认为，主要是缓解和缩小城乡差距，根本在于基本制度的建立。其中，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长效机制的核心，比如教育、卫生、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城乡差距问题，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加以解决。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对记者表示，打赢脱贫攻坚战并不能完全消除贫困的现象，脱贫之后扶贫措施是不是还会继续有效，原来脱贫的人是否会返贫，这些问题就变得尤为关键。只有可持续的脱贫，脱贫攻坚才算真正完成。

另一方面，扶贫工作投入了大量的政府、社会资源，乡村得到发展，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但是贫困户和一般的农户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好处？借脱贫攻坚战略让村民真正发展起来，这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困难的。

刘文奎认为，贫困乡村实现可持续的产业扶贫需要完成两个转变，实现一个定位。其中，两个转变分别是转变观念和转变经营方式。目前，贫困乡村发展最大的问题在于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这种单家独户的生产方式经营规模较小、较分散，是制约农村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而提高生产规模，让村民形成合作，最大的障碍在于转变传统的生产观念。扶贫基金会通过合作社的方式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在实现两个转变的基础上搞产业化、做产业项目，关键在于以市场为导向，找到现在村庄合适的定位。村庄有什么资源、适合发展什么、具不具备这个能力，这些问题都要通过分析，做出准确的定位。

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猪粮安天下。会议也特别提出，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要下大力气抓好粮食生产”，“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粮食总产量66384万吨，同比增长0.9%，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这背后是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和粮食总播种面积的下降。一降一升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是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今四年来的改革成效。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高级统计师黄秉信解读粮食生产情况称，2019年，农业领域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实落地，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保障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的同时，稳步推进耕地轮作休耕试点工作，调减低质低效作物种植，扩大大豆、杂粮等优质高效作物种植规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全国粮、经、饲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

业内评价，这四年来，改革效果正在显现。就粮食产量方面，对接国内外市场需求，中国正在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以打造“三区”，即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基本框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长期管用的农业生产力布局。

关于农民种粮积极性，邢成举提到，首先是种粮补贴等补贴政策，对农民积极性的提升十分有限，不种地而获得种粮补贴的情况较为突出，粮食种植的低效益也使得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缺乏吸引力，大量劳动力转向非粮生产，大量土地流转后也都是从事非粮食生产，土地抛荒的情况在部分区域有蔓延的趋势。

自非洲猪瘟以来，我国生猪产业受到严重影响。由于猪肉占我国居民四大肉类(猪、牛、羊、禽肉)消费比例的62-63%，生猪供应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我国肉类供应，并影响整个肉类市场价格。

12月6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像抓粮食生产一样抓生猪生产，并且提出“今年要尽快遏制生猪存栏下滑势头，确保年底前止跌回升，确保明年元旦春节和全国‘两会’期间猪肉市场供应基本稳定；确保2020年年底前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常年的水平，2021年恢复正常”的目标。

中央农村会议再次提出，“落实扶持生猪生产的各项政策措施”，这是“稳产保供”的关键。（邵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