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致富的“扶贫”不是好扶贫

随着脱贫攻坚的“2020年大考”即将到来，“扶贫怎么扶”这一问题再度引发关注。从最开始的畏难惧繁，到一度的“指标脱贫”，再到如今的“谋求致富”，过去几年内的脱贫攻坚已经历了数个重要阶段。

而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政府帮一把、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活水”、能人返乡办企业带动贫困户等常见方案外，大企业探索的“新扶贫”方案及成效也值得关注。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万达集团的丹寨小镇。万达集团自2014年12月以来，对丹寨扶贫项目进行支持。3亿元办一所职业技术学院，8亿元建一座旅游小镇，5亿元设立一只丹寨扶贫专项基金——教育、产业、对贫困户的专项扶助，万达集团多策同时发力，力求改变丹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面貌。因为成效良好，万达集团还曾收到一封来自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感谢信。

无独有偶，万达集团并非是唯一一家探索企业扶贫的民营企业。201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倡导民营企业扶贫以及深化定点扶贫工作。随后，京东集团在其创始人老家宿迁建立客服中心，解决老乡就业问题；阿里巴巴主要创始人马云宣布阿里巴巴成立脱贫基金，未来5年将投入100亿元支持乡村振兴计划，又通过“蚂蚁森林”等方式探索生态扶贫。

除了大企业大责任的理念、响应国家号召的政治觉悟之外，这些企业在积极参与扶贫建设背后仍有一个共同点——探索一条能从扶贫到脱贫再到致富的路径。对此，马云在2018数博会精准扶贫高端对话上也表明观点：“我自己认为，扶贫、脱贫和致富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扶贫给人以鱼，脱贫授人以渔，而致富是给大家造鱼池、鱼塘，这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这三件事却并非孤立。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看起来从扶贫到脱贫再到致富，是三步走的过程。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不从一开始就想致富的“扶贫”往往不是好扶贫。

一方面，不想致富的“扶贫”从行动上容易流于形式。

2020年全民脱贫的目标出炉后，扶贫攻坚成为不少地方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最初的“贫困户指标沦为亲友福利”等乱象频出，到各地逐渐形成产业扶贫、政府—金融机构—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社—贫困户合作等多重模式，扶贫本身被纳入了区域发展的轨道。

当然，迫于截止期限的压力和超严考核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反复的表格填写、流于形式的到户访问以及在保险、产业链条建设尚未完全之际，扶贫项目出现了“数字脱贫”“指标脱贫”等问题。甚至有部分地区基于考核的压力，出现了以直接给钱、会计考核方式变更等方式来强行脱贫“摘帽”。在这种“应付差事”之举背后，即是仅以“扶”为目标，而未树立“致富”这样的发展性目标。

另一方面，不想致富的“扶贫”从效果上看难以真正脱贫。

不可否认的是，造成贫困原因多种多样。因病因残致贫、意外致贫、所处环境基础设施落后产业不发达致贫等多重因素，都是单靠主观意识和努力难以完全扭转困境，或者努力方向与实际所需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力量给方向、给资源或提供简单的物质，自然可解燃眉之急。但是，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救急不救穷”。其本质上就是指，如果不能真正创造可持续生产与发展的环境，激活自主发展的潜力，那么这样的“扶助”并不能改变被帮扶者的生活，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容易反复，是低效甚至无效之举。笔者在调研中也发现，有些地区根据贫困线的标准，对一些处在临界线上挣扎的家庭给予“资金补助”，但有部分家庭也依赖于此，未能借此改变发展模式。一旦补贴、支持退档，返贫或新贫容易发生。

上述企业在扶贫时除了对困难户的直接救助外，大多从教育、就业乃至公共环境的改善上下功夫。在对丹寨县的支持中，万达集团不仅出资建设了旅游小镇，还调动了集团资源开发旅游线路、进行宣传和支持，提供了营销、市场等一系列软性支持。据介绍，原本计划3年的支持也延期至项目具有盈利能力为止。

总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脱贫都是一场战役而非一次战斗。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提升这些长期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如果只是为了应付“指标”的脱贫，很容易出现反复，进而演变为无休止的重复建设，如此不仅低效、耗时，而且从中长期来看投入更多。

在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角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尽管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但反复内耗、重复建设并不可取，在这种战役打响时，从给人以鱼，到授人以渔，再到造鱼池、鱼塘，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