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激励相容机制稳增长促改革

激励相容机制的创立者哈维茨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理性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其个人行为会按自利的规则行为行动；如果能有一种制度安排，使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企业实现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这一制度安排，就是“激励相容”。

当下，我国强调在短期稳增长，在长期促改革，激励相容机制应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就是激励相容机制显现效力的一个好例子。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的改革创新取得了长足进步。央行近日发布的《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18）》提到，2018年，中国共发行绿色债券超过2800亿元，绿色债券存量规模接近6000亿元，位居全球前列。除了规模外，绿色金融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也进一步显现，为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了综合性金融服务。

中国的绿色金融事业，是如何在几年内做到兼顾经济效益、市场规模和社会环境效益的？这份报告给出的答案是：中国沿着“自上而下”的顶层推动和“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两条路径，持续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其中，自上而下的，我国从制度建设入手，着力完善绿色金融的制度框架和激励政策。2016年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建立了系统性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国家。同时，我们将符合条件的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纳入货币政策操作合格抵、质押品范围；将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业绩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中央财政研究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绿色项目建设……这些激励政策，有力促进了绿色金融的发展。

中国“自上而下”推动绿色金融的模式，实际上就是激励相容机制的实践。因为，在市场经济中，绿色金融的部分内涵是与理性人逐利的本性相悖的。比方说，金融的目的是创利，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企业的首要目标是逐利，但绿色金融的本质内涵是其所带动的社会和环境效益，若非如此，则难称“绿色”。此时，若没有顶层设计与激励机制的介入，个人和企业恐怕很难有足够的内生动力去支持绿色金融。而把绿色金融的目标融入MPA考核，显然能提升金融机构参与其中的动力，更多使用正向激励，运用财政、基金等手段给予绿色金融的参与者可预期的经济回报，则更能提高参与者的热情。这便是激励相容机制对绿色金融发展产生的促进作用。

应用激励相容机制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经验，可以推广到更多领域。稳增长是短期内宏观政策最重要的目标，离不开财政政策发力和货币政策提效，更需要金融体系加大支持小微、民营企业的力度。激励相容机制可以在上述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稳增长，财政政策的作为空间很大，可以适当扩大赤字率；可以从增值税减税转向降低社保缴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可以增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比例；可以削减民生社保之外的政府开支。须知，在财政政策的多种作为中，不少是让政府“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割自己的肉”，是让政府让利于民。客观上讲，这对企业来说是“放水养鱼”的大好事，但有时也与政府的“一己之利”相悖。此时，仅靠上级命令、要求、检查和督促，或许能在短期内推动地方政府“割肉”，但长期来看地方政府的动力难免不足。必须运用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比如将财政让利、压缩开支等行为更多地嵌入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中去，赏罚分明，地方政府加大财政作为力度的内生动力或许能够更充足。

货币政策提效也是同理。当下货币政策的重点应是疏通政策传导机制、提高传导效率，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缓解资本、流动性和利率等方面的约束，推动“宽货币”到“宽信用”的传导。而金融机构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是所有政策传导的最终落点。前段时间，银保监会通报了两家银行分支机构不落实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政策，北京市银保监局作出了相应处罚。此后，北京市银保监局出台《关于规范小微企业贷款服务收费的通知》，提出了多条惩罚性措施。罚，只要是有依据，自然该罚。但是除了处罚之外，正向激励更不可少。我们应当探索“奖”与“罚”更好结合的机制，在对金融机构的考核中更广泛地嵌入支持民营、小微企业的内容，使其在服务的每个环节都能因为支持小微企业而得到奖励，在服务不到位时受到相应惩罚。在这样的机制下，即便支持小微企业并非利益最大化之举，金融机构的内生动力也不会不足。

在改革的长期过程中，激励相容机制应扮演更关键的角色。因为，改革常常意味着牺牲短期利益，谋求长远发展，这更需要运用激励相容机制来克服理性人自私、追逐眼前利益的本性。比如，我们可以将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环保、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税制改革、财权下放、减少涉企收费等一系列着眼长期的改革任务写入长期发展框架和对各级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中，增强改革向前的内生动力。如此，我们跋涉在改革“深水区”中所受的阻力或许能更小一些，牺牲眼前利益换取长远发展的“阵痛期”或许能更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