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搞量化宽松是恰当选择

在11月21日举行的第四次“1+6”圆桌对话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绝不搞量化宽松。

围绕我国是否实施量化宽松，一直以来有一些议论。尤其是今年，在“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三低”国际经济环境中，全球央行启动降息潮。有观点认为，为了稳增长，我国也应搞量化宽松。其实，就当下形势看，中国不搞量化宽松是恰当选择，因为实施量化宽松既无必要，也不合适。

没有必要实施量化宽松，是因为我国目前的货币总量是适度且合理的。数据显示，9月末，我国M2同比增长8.4%，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0.8%，而前三季度名义GDP增长率为7.9%。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前三季度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既体现出逆周期调节的强化，也反映出货币总闸门得到了妥善控制，货币总量合理适度。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原因不在货币总量，而在于需求端和结构性因素，因此不能用量化宽松来解决。短期来看，经济总需求较为低迷，企业的融资和生产需求有待提振，“宽货币”到“宽信用”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需要进一步疏通。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当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企业生产投资趋于谨慎，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长有所放缓，外需减弱对出口增长形成压力，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有待进一步增强。长期来看，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进一步深化。要确保稳增长，我们应在短期强化逆周期调节，并且不是用货币“放水”的方式强化，而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方式，同时在长期持续深化结构性改革，给予企业稳定发展的预期和信心。无论是短期问题还是长期问题，都不是货币政策“一松了之”能够解决的。因此，没有必要实施量化宽松。

搞量化宽松并不合适，是因为我国已经切换了发展模式，由“重速度”转向“重质量”。在新的赛道中，更高的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更优的营商环境、更新的企业技术模式、更好的制度性开放环境，这些元素更为关键，而量化宽松并无助于实现上述目标，只能让经济在短期内维持高增速，属于不可持续的繁荣。

当前“宽货币”并不成为问题，成问题的是“宽信用”。也就是说，基础货币投放整体上是合理充裕的，但信用创造能力有待加强，全社会整体信用结构存在问题，流动性分层明显，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题还需进一步缓解，企业整体融资成本还需再降。这些问题，均属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范畴，量化宽松解决不了，还是要依靠健全银行可持续资本补充机制，推动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完善宏观审慎评估（MPA）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运用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用好LPR新机制、妥善化解中小银行风险等一系列市场化、结构性的方法来解决“宽信用”问题。只有利用多种改革式的手段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振企业信心和需求，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从供需两端夯实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才能平衡好总量和结构之间的关系，缓解局部性社会信用收缩压力，充分释放稳健的货币政策对稳增长的效力。

总之，面对严峻的稳增长形势，较之量化宽松的“一松了之”，我们更需要的是定力，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看到，通过LPR新机制改变了降息方式，采取多次数、小幅度的节奏下调LPR和MLF利率，符合货币政策的稳健基调，体现出结构性特征与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同时，我们更需要宏观政策的有效配合，其中，财政政策的效果更明显、更直接。李克强表示，要落实好今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正是意指财政政策的效力。通过连续、稳定、富于定力的政策组合，我们将避免量化宽松的副作用，让稳健的货币政策真正惠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