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聪于“对赌协议”，王思聪面前还有多少坑？

人生或许可以游戏，但签约绝非儿戏。

近日，王思聪又因为“限制消费令”的相关报道，频上热搜。

前脚，11月20日上海嘉定区法院取消对王思聪的“限制消费令”，后脚又有记者发现，11月19日，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再次对其发出“限制消费令”。此后，21日，上海静安区法院又对王思聪增加了3条限制消费令。这还没有结束，到了22日，北京第二中级法院进一步查封了王思聪名下房产、车辆、存款等财产。

事情似乎越来越严重。此刻，大家都想知道，处在漩涡中心的王思聪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前诸多媒体报道称，这一系列的纠纷源于一份对赌协议。王思聪作为熊猫直播的股东，对熊猫互娱公司与嘉兴基金的对赌协议提供了担保，因此需要向嘉兴基金代为偿还1.5亿元的回报承诺。

不过，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嘉兴基金于2017年才成立，对熊猫互娱的投资股权款也不过358万元。从近年常见的商事惯例而言，一般被投资公司及其股东，还不至于在两年间对赌义务就到期，并产生如此大的支付义务。

所以，限制消费令的背后是否还涉及其他债权关系，如熊猫互娱倒闭时未依法组织清算产生的衍生损害赔偿，有待进一步的信息披露。

所谓对赌协议，是指创业公司为了吸引私人投资者的资金注入，由创业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向这些投资者承诺，公司会在若干年内实现特定水准的利润，或上市。如果完不成，就以约定的溢价水平（一般年利率10%左右）回购这些投资者的股权，或支付一定的现金补偿。

我国最高法院曾经在2012世恒案判决中，确立了新股东可以与老股东对赌，但不能与公司对赌的规则。2017年以来最高法院的相关新判决，实际上还进一步拓宽了与公司直接对赌的合法空间。王思聪作为熊猫互娱的董事长（非直接股东）来履行对赌担保义务，更是不太会有合法性争议。

而熊猫互娱、王思聪和嘉兴基金具体谈判的对赌义务履行细节，只要是在双方自愿、无胁迫欺诈的前提下，即便对一方而言不够明智，也不会动摇协议的有效性。

人生或许可以游戏，但至少签约绝非儿戏。

王思聪被列为被执行人，必然是由于未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中的合法债务。而他之所以未履行，可能是无能力履行。

当然，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一是，王思聪本身已是身家几十亿元；二是，尽管根据我国法律，父亲无代成年儿子履行债务的义务，但若自愿为儿子解困，自然也是可行的。

所以，这一纠纷的背后，王思聪不愿意、不积极履行还债义务的可能性较大。但是，拒不履行法定义务，还会继续引发民事乃至刑事的法律责任。不履行法定义务或许只是意气行事，甚至心怀委屈所致，但司法权威的严肃性却不可藐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