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9岁男童遇害案嫌疑人:“无人知晓”的精神病人

冯华的慢性病医疗证。新京报记者 付子洋 摄

“小华出事了！”11月9日下午，冯奶奶刚把过冬用的煤球搬进屋子里，一个亲戚推门而入，“他在长沙打死了一个小孩。”

亲戚口中的“小华”叫冯华，是湖南长沙9岁男童遇害案的嫌疑人，30岁，河南滑县人。据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通报，冯华有精神病史，2010年曾因精神分裂症在河南省精神病医院治疗。

冯华的父母说，儿子以前从未有过伤人行为，“很正常的”。从大约两年前起，冯华不再去医院复查；鉴于其病情较为稳定，今年春节后，对精神分裂症并不十分了解的父母给冯华停了药。

冯华这样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并不少见，其中不少人未能得到有效治疗或病情追踪。2019年4月12日，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曾公开表示，国内严重精神障碍报告患病率4.34‰，在册患者规律服药率41.8%，精神分裂症患者规律服药率46.5%。

2017年，原国家卫计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称，对流动人口中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难度较大，“因为情况非常复杂”。

在滑县老家，紧挨着冯奶奶家的一户就是冯华家。朱红色的大门紧闭，门上挂着一把古铜色的挂锁。透过门缝望进去，院子里满是垒起来的红砖和枯黄的树叶，砖墙下还放着一排盖房子剩下的青灰色瓦片。

在冯奶奶的印象里，冯华一年没犯病了，以前也从来没打过人，“咋这回(就把人打死了)？”

抗拒服药

冯华停药是从2019年春节后开始的。

此前，他每天要吃三种药，最贵的奥氮平，一瓶十几片，百十块钱。最便宜的是苯海索片，一百多片十来块钱。冯家一直是自费用药，三种药合在一起，一个月要花一千多。

对于冯家，这不是个小数目：30岁的冯华正是干事的时候，却因为生病不能正常工作；在长沙，母亲田云偶尔帮人做保洁，也在小区里当清洁工，挣得不多；头发开始花白的父亲冯军骑电瓶车拉客挣钱，一天挣一百来块钱。

在许多工友眼里，冯军干活很拼命。大家早上8点集合时，他已骑着摩的跑了“几小时”，晚上12点还在树木岭菜市场拉客。工友刘万说，冯军只说自己有个女儿，在长沙有两套房，却从没提过自己的儿子。刘万还觉得奇怪，“你女儿这么优秀，你怎么还在这里跟我们卖苦力？”冯军不作声了。

虽然家中的日子过得有些紧巴，但田云说，夫妻俩省吃俭用也能负担药费。但是，儿子对吃药很抗拒，每次老两口都要往饭里掺药，生怕被冯华发现，“这样的日子太苦了。”

冯华抗拒服药是从两年前开始的，会发脾气，“他说我没病还让我吃药，吃了十年了！”田云说，从那以后，每天早餐、晚饭时，老两口会把儿子支开，再偷偷把药掺进饭里。

因为担心饭菜太热影响药效，田云总是先在洗碗池里放上冷水，把饭碗浸在水里放凉，全家一起吃冷饭。冯华有时会问，为什么非要把饭放冷才吃，她便说“爷爷就是因为奶奶老给他吃热饭，把胃烧坏的”。

据田云回忆，停药后，冯华并未表现出明显异常，经常独自在家。在长沙，有时夫妻俩出门干活，冯华还会买些青菜回家做饭，甚至还曾照着菜谱炖鱼。冯华还经常接送外甥女上下学，“他从没跟人红过脸，起过冲突”。

今年10月底，冯军带着冯华去常德打零工。11天里，冯军在建筑工地干活，儿子推车。从常德回来后，冯华的情况有些不稳定，“总是咧着嘴笑，自言自语的”。田云推测，这或许因为出门打工心里紧张，也可能是太累了，刺激了他的病情。

晚上睡觉时，冯华也控制不住自己，总是自言自语，吵得姐姐的孩子睡不好觉。11月1日，冯军、田云带着冯华搬回了曾经住过的汇城上筑小区，因为那边房子大，“怎么吵也吵不到人”。

冯华曾在河南省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突如其来的精神疾病

搬到长沙前，冯家住在河南滑县高平镇的一个村子。

那是一个以冯姓为主的小村庄，距县城不足50公里，村民们多属同一宗族。11月10日中午，村里的路上空空荡荡，看不到行人，偶尔有人骑着电动三轮车路过。

一条穿村而过的水泥路，把这个小村分成东西两半，道路两边修满了两层楼的平房。冯华家在村子最东边，紧挨着爷爷家，不到100米处住着叔叔一家。

在爷爷的印象里，冯华自小备受宠爱，“吃啥做啥，好吃肉，穿得也好。”在冯华这一辈里，他是唯一的男丁，“从小到大，没人说过他一句重话。”

和考上大学走出农村的姐姐一样，冯华从小学习不错，高中时还被评为班里的“标兵”。那时的冯华身高一米八，白白净净，又文气又懂事。有时田云在地里干活，他就在家中生火做饭，做完饭还会骑着自行车到地里接妈妈。田云说，有这一儿一女，“两口子都是有头有脸的”。

但在冯华叔叔的印象里，这孩子“从小就不怎么讲话”。虽然两家离得不远，但冯华很少到他家串门，也不怎么和同龄的孩子玩耍，总是一个人在家。

2008年，19岁的冯华正在为高考复读，突然被发现精神出了问题。

据澎湃新闻报道，那年秋天，在学校寄宿的冯华给母亲打电话，说班里两名同学打架，双方都希望他出面作证是谁先动的手，自己不知道怎么办。母亲赶到学校后，班主任说冯华说的事子虚乌有，还说他最近总是一个人发呆，建议带回去看医生。

田云告诉新京报记者，那段时间儿子总是耳鸣，耳朵旁边有“知了叫”，晚上也睡不好。她没意识到这是孩子的精神出了问题，先后带他到滑县、新乡市长垣县(现长垣市)的几家医院“治耳鸣”，一直没什么效果。

后经人介绍，冯华转到了新乡市延津县某镇的卫生院治疗。田云说，正是在那里，冯华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冯军、田云没什么文化，不了解啥叫精神分裂症，冯家、田家均没有相关家族病史。田云记得医生说是冯华受了刺激，“我们也不知道他从哪受到了刺激。”

从那时起，冯华开始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有些带有副作用，比如几种药里最贵的奥氮平会让人长胖，而长胖本身容易给患者带来额外的心理负担。

爷爷记得，冯华吃药后也变胖了，不再是过去那个白净、文弱的小男孩。此后的冯华很少出门，总是躺在自家二楼的房间里看电视。那个房间里，安装了全家唯一一台空调。

爷爷推测，偶尔出门时，冯华可能是去相隔不到两公里的镇上上网了。“但孩子出门具体做什么，他不会主动讲，我们也不问。”

村里人也很少见到冯华。在许多人的印象里，他没在村里打过人，甚至没跟人吵过架。

偶尔出现时，他总是贴着墙根走路，步伐正常，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有时候你跟他打招呼，叫他名字，他会停下来偏头看你一下，但一般不会答应。这时候他(精神状态比较正常)认识人。”村民阿才说，唯一不寻常的是，即便没人和他讲话，他也会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咧嘴傻笑。

11月8日，长沙汇城上筑小区，三天前9岁男童罗某在台阶口遇害。新京报记者 付子洋 摄

一个看不住，人就跑了

确诊后没两年，冯华经人介绍，与女孩小娟结了婚。两人没去民政部门登记领证，只在家里办了酒席。

阿才妻子的娘家与小娟的娘家同村，算起来也是远亲。阿才说，小娟也是滑县人，长得高高胖胖，大概有1.7米。

在阿才的记忆中，冯华与小娟在头一年腊月底结婚，当时小娟一家就知道冯华的病情，“不知道咋说，她(小娟)脑子也不太好，有点傻。”

结婚当天，冯华穿了一套西装，很精神，但不怎么笑，显不出开心的样子。后来阿才知道，婚宴结束后冯华就“跑出去了”，第二天早上才被家人找回。小娟对阿才媳妇说起过这件事，称那天家里人都出去找冯华了，只有她没去。

据阿才媳妇回忆，与冯华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小娟到阿才家来过几次。那时小娟做些化妆品生意，过来给阿才媳妇试样品，说着说着便提到冯华打她。相似的事，说过两三次。

“她说有一次冯华掐她脖子，她还手了，但打不过，说着说着就开始哭。她也有过回娘家的念头。”但在阿才媳妇看来，这种事在农村很常见。不过第二年端午没过，小娟真的回了娘家，一对小夫妻就这么散了。

在田云的叙述中，正是这段婚姻加剧了儿子的病情。

一次冯华与小娟吵架后，小娟回了娘家。冯华找过去时，丈母娘对他劈头盖脸地破口大骂，“用的都是些人说不出来的话”。田云说，冯华是个有病的人，本来就爱面子，那次之后，他的病情明显加重。

自那之后，冯华犯了病就经常往外跑，有时吃过晚饭人就不见了，冯军夫妇只好骑着摩托车，白天黑夜地在外找。有时冯华清醒了，会给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自己的位置，或是找亲戚收留自己。有一次，他跑到了离家30里地的同学家，在那里发了烧。

彼时，冯华的姐姐还在上学，冯军在外打工，只有田云常年在家照顾儿子。有时田云出门干活，就把冯华锁在家里。但一个看不住，冯华可能就跑了。

村里人见过没穿衣服就跑出家门的冯华，知道他可能又犯病了。

阿才记得一年夏天，冯华穿了一条短裤，骑着自行车就往村外走。“当时觉得他可能有点那啥(指精神状态不对)，但也没拦。他脑子不好，又那么大一个人。”阿才说，他后来听说冯华那次跑到了焦作，离村子近150公里。那是他跑得最远的一次。

再后来的一次，冯军带着儿子去太原打工，回老家后冯华的病情突然加重，甚至曾经割腕。“他说他不想活了，不想拖累我们。”冯军说。

未被登记建档的重性精神病患？

19岁那年，冯华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依据2012年原卫生部《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下称《重性精神病管理规范》)，精神分裂症属于六种重性精神疾病的一种。

自2011年8月起，原卫生部启用了“国家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此后，城市内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在居委会、村委会等机构的协助下，对在辖区内连续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开展疑似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调查。对于已经确诊的患者，需要建档立卡，并在征得其本人或监护人的同意下，纳入国家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中。

此前，新京报记者曾在冯军处看到一本棕红色封皮的《滑县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医疗证》，登记时期为2019年2月27日，持证人冯华患有精神分裂症。

11月11日，高平镇卫生院医保科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冯华持有的医疗证确实是在该卫生院办理的，但是，对于冯华是否被建档立卡、并被纳入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我们都不知道”。

此外，依据《重性精神病管理规范》，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也要根据知情同意原则，上报出院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信息。至于冯华的信息是否上报，河南省精神病医院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该工作人员同时表示，“我们在取得患者家属同意的基础上，都会及时上报。”

11月10日，冯华户籍地所在村村支书冯凤臣亦表示，村委会并不知晓冯华的患病情况。“他们常年不在家，一年到头就在家待十多天，跟这边的人基本都没什么联系。”冯凤臣表示，冯华生病、吃药的情况，他的家人也没和村委会说过。

冯凤臣说，除冯华外，村里还有两名年轻人也是重性精神病患。他不清楚他们是否进行了重性精神疾病登记，但村委会经常到两人家里走访，“镇里也经常催着照顾，怕他们有啥事。”此外，村委会还帮两人申请了低保。

对此，冯军承认，他们很少对人说起儿子的病情，因为“丢人”。他们没为冯华申请残疾人证、没给他办低保，印象里也没进行过重性精神病患登记，“我们老两口都挺能干的，就是不想求人，不想让人家看扁了。” 不过，田云也说，从来没人告诉过他们可以办这些。

另一方面，从六七年前开始，冯军、田云就带着冯华来到长沙，除了一家人外出打工，大部分时间定居于此。

在长沙，冯华随父母住在姐姐家。姐姐有两套房子，分属不同街道，事发的汇城上筑小区位于雨花亭街道。

依据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通报，冯华是在11月1日入住汇城上筑小区的。但田云说，他们此前就曾长期在该小区居住，直到去年外孙女上小学才搬到城西的另一小区。汇城上筑小区内的多位居民也向新京报记者证实，他们都在小区内见过冯华。“至少去年上半年，他们一家都住这里，直到下半年才搬走。”冯军的一名工友说。

11月12日，雨花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告诉新京报记者，该中心未对冯华进行重性精神病患建档立卡，但未解释具体原因。雨花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墙上张贴的宣传图片显示，辖区共有人口64234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290人。

同日，雨花亭街道雅塘村社区居委会主任熊静告诉新京报记者，事发前，他们未掌握冯华的患病情况，居委会登记的住户信息也只有冯华的姐姐一家，不包括冯华及其父母。

熊静说，居委会每年都会协同警方展开一次较大的流动人口巡查，但可能存在遗漏。“我们一般会贴通知，比如说今天6点钟去，但经常敲门家里没人。”而且冯华姐姐有两套房子，“可能这边住几个月，那边住几个月(就被漏掉了)。”

“而且你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查，问你们家里有没有精神病人，这样会引起恐慌。”熊静表示，过去老旧小区都是熟人，邻居间比较了解，但冯华家住在新式电梯楼，如果他平时不出门，又没有肇事肇祸行为，很难被外界知晓。

对此，四川省某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掌握、追踪流动人口中的重性精神病患难度很大，除非他们在当地医疗机构挂号，或者已发生肇事肇祸行为，否则很难被发现。对于那些病情较为稳定，没有发生过伤人行为，且本人及其监护人没有主动登记的患者，如何对他们的肇事肇祸行为进行预防，“现在确实可能是个空白”。

而此前，类似的精神疾病患者极端伤人事件，也是屡见不鲜。2017年2月，精神疾病患者胡某在武汉一家面馆内持刀行凶；2019年2月，一名有精神病史的男子在江西吉安持刀伤人；3月，河北唐山发生17名学生上学途中被伤害案，经查，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病……

11月10日，位于河南滑县高平镇的冯华家，大门紧闭。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从确诊到停药

“重性精神病患一旦被建档立卡、纳入信息管理系统，我们是有一套管理程序的。”11月11日，上述四川街道办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

依据《重性精神病管理规范》，基层医疗卫生工作人员要定期随访已发现、已登记的重性精神病患，指导监护人督促患者按时按量服药、复诊。“我们每三个月就要去患者家里随访一次，或者打电话了解患者的病情，如果有复发的迹象，要及时督促他们去医院。”上述工作人员说，如果有辖区对冯华的情况进行了登记建档，那么其监护人未按时带他复诊或擅自停药的话，“理想状态下有可能被发现”。

但现实中的冯华，显然脱离了相关部门的追踪和管理。从确诊到事发的11年，他与专业机构、专业医护人员的接触相当有限。

据冯军介绍，患病十余年，冯华总共住过三次院，前两次是在新乡市延津县某镇的卫生院。最后一次是从太原打工回来割腕那回，冯华住进了河南省精神病医院。田云说，儿子那次在医院住了四个月。

田云说，那次出院后，冯华每年都会按要求到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复查两次。“每次复查，医生就说好多了。”后来，复查变成了每年一次，直到两年前，冯华开始抗拒复查、抗拒吃药。

据冯军介绍，直至今年春节停药前，冯华常吃的药有三种：奥氮平、阿立哌唑、苯海索片。一开始，冯华每天要吃一把药，后来在医嘱下，药量慢慢减少，最后变成了每种药一片。

对此，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医务科科长娄涛表示，药量调整与患者病情变化、药物的副作用、治疗方案优化有关；复诊频率与患者带药量、服药量有关。因此，药量和复诊频率减少与病情是否好转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患者切勿以为药量减轻、复诊频率缩短，病情就一定在好转。”

但在长沙从事了十几年精神病康复治疗的罗月红表示，如果是在遵照医嘱的情况下减少药物，一般情况下表明当时的患者情况比较稳定。

冯军不了解这些。他认为儿子的复诊频率越来越低、药量越来越小，已经快一年没有发病了。所有的一切，都只能有一个解释：冯华的病情已经稳定了。

即便今年10月底冯华从常德回到长沙后情绪失常，家人也不认为有什么大问题。田云说，过去服药时，儿子的病情也会反复，有时“自言自语两天就好了。”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1月3日或4日晚间，冯华曾经走失。冯军骑着电动车到女儿家、火车站、橘子洲等多地寻找，均未果，为此还报了案。直到一名好心人打来电话，家人才找到了冯华。

但田云说，11月4日晚间冯华睡得很安稳，直到11月5日事发当天的早8点才起床。夫妻俩当时还以为这下好了，“(儿子这次犯病)缓过去了”。

(文中冯军、田云、冯华、小娟、阿才、刘万为化名。感谢宋崇升、黄雪涛、罗月红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

新京报记者 付子洋 李桂 实习生 郑丹

【编辑: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