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企业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容易

得益于强有力的改革，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程度最高的十大经济体之一。但我国营商环境改善程度越往上攀升，再提升、再进步的难度也就越大。因此，唯有从体制机制领域“动刀子”，才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取得更大突破。《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是瞄准了体制机制方面的积弊沉疴，意在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人民群众满意、市场主体支持的改革举措以法规制度形式固化下来，从制度层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在中国办企业遇到的阻碍多不多？如何让企业做生意变得更容易？近年来，这些关乎营商环境的话题愈发受到人们的关注。营商环境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前途，对中国经济的稳定繁荣有着重要影响。自上而下，政策层将优化营商环境摆到了相当高的位置。前不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从制度层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条例》的颁布是过去几年我国努力优化营商环境的缩影和集合。持续的努力取得了成效与肯定——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我国营商环境由去年的第46位上升至第31位，首次跻身前40位。而得益于强有力的改革，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程度最高的十大经济体之一。

优化营商环境，通俗地说，就是让做生意在中国的大环境中变得越来越容易。优化营商环境永远是进行时，在中国做生意应当没有最容易，只有更容易。《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共运用10项指标来评估营商环境的好坏，即便是综合排名第一位的新西兰，其每项细分指标也并不都是第一名。这说明，营商环境名列前茅的经济体仍有改善的空间，对于我国来说更是如此。业已取得的成绩虽然值得欣喜，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世界银行的报告在考察我国营商环境时，采用的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作为范本，而这两座城市无疑属于我国最发达先进的地区。在广阔的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尚未能达到东南沿海的水平，距离世界一流水平更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营商环境的优化在中国没有完成时，《条例》的出台适逢其时。

我国营商环境改善程度越往上攀升，再提升、再进步的难度也就越大。因此，唯有从体制机制领域“动刀子”，才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取得更大突破。《条例》正是瞄准了体制机制方面的积弊沉疴，意在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人民群众满意、市场主体支持的改革举措以法规制度形式固化下来。在笔者看来，“好的营商环境”最终应当成为一种思想意识，在长期对市场主体的服务中，政府应该将服务意识根植于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思维中。但是，这种思想意识的形成无法一蹴而就。在真正形成根深蒂固的服务意识之前，我们必须把这种服务理念用制度法规的形式明确化、固定化。这是优化营商环境嬗变为一种思想意识的基础，也是《条例》最深远的意义。

这种思想意识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服务”“平等”和“放权”。“服务”体现为，只要是企业需要的、盼望的事项，无论是小事还是大事，无论是麻烦事还是简单事，政府都应当努力办好，为企业服务好。因此，《条例》对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精简行政许可和优化审批服务、优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减证便民、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建立政企沟通机制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平等”体现为，无论什么类型的市场主体，在中国做生意都应得到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对待，应当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因此，《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各类生产要素和依法平等享受支持政策，保障平等市场准入，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放权”体现为，要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放权”就是市场化原则的直观体现，是营商环境变好的重要保障。因此，《条例》明确，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应当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以市场主体的需求为导向，以深刻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

总之，我们应当用制度法规把优化营商环境的种种努力固定下来，并最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企业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