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向互动”焕发“乘数效应”——浙江探索“三治融合”破解社会治理难题

多年来，浙江省各地不断从体制机制上探索创新社会治理，在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多向互动”中焕发“乘数效应”，有效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发展“困惑”倒逼出治理“新招”

“2010年至2018年之间，高桥街道近万亩土地被征收、2200户农民的房屋被拆迁，高铁站、工业园区等工程相继建设。”桐乡市高桥街道办事处主任沈建良说，建高铁站和建工业园区时，安置政策曾引来了群众猜疑。

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为了让群众参与到治理中来，实现大家的事情大家知晓、大家办，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等自治德治措施应运而生，逐渐形成了社会治理“三治融合”新格局。

“刚开始大家意见不统一，通过村里的道德评判团等成员主动上门，拉家常、话里短，一些矛盾被化解在源头。”桐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徐晓叶认为，“三治融合”唤醒了村民主人翁意识，提升社会治理“内生力”，让“糟心”变“顺心”。

社会治理的成长过程，恰似破茧成蝶。

位于浙西北的安吉县高禹村，2018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829万元，十多年前却并不被人们看好。“高禹村由三个村合并而来，那时候各怀心思，居然连村名都起不好。”2010年，新当选的村党委书记李更正带领村两委班子，推行所有决策村民定、所有讨论可参与、所有决定都签字、所有干部不碰钱、所有财务都公开。

多位村民受访时表示，村务信息公开到每一个村民，公开到每一张发票，村两委班子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也激发了大家参与村庄治理和发展的热情。

在“中国童装之都”湖州吴兴织里镇，45万人口中外来人口高达35万。吴兴区委常委、织里镇党委书记宁云说，近年来织里镇相继成立了13个商会组织，打造“红色楼长”“红色店小二”，组建新居民组成的“平安大姐”矛盾调解队伍……这些举措有效促进了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融合”。

依靠群众，用“智慧”提升治理协同

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中，浙江各地不断加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能力，提升社会治理的协同化、智能化水平。

记者在桐乡市、安吉县等地采访时发现，当地通过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百姓议事会民主协商—村（居）民代表大会民主决议—村（居）委组织实施—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民主监督”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有效保障了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与此同时，各地纷纷织密社会治理结构，完善社会治理能力。“一批志愿类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矫正、调解社会矛盾、治理滥办酒席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绍兴市委常委、诸暨市委书记徐良平说，近五年来，诸暨市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矛盾纠纷近9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8%。

织里镇是浙江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地：消防栓盖内植入芯片、火警App自动报警、垃圾智能化分类、“无线织里”，织里的产业发展、便民服务、社会治安、城市治理已全部融入数据、登上云端。

与织里一样，越来越多地方的社会治理“插上”了“智慧的翅膀”。

在乌镇管家联动中心显示屏上，实时显示着这些“乌镇管家”的动态。乌镇管家联动中心主任张常春说，犹如“城市大脑”的“乌镇管家联动中心平台”已经涵盖平安建设信息、乌镇管家、治安防控、阳光厨房监视、政务(信访)咨询投诉、消防报警等诸多系统，具备了“实时监测、信息共享、部门联动、群众互动、风险研判”等治理功能。

将蓝图、选择权和评判权交给群众

多年前，高禹村红白喜事相互攀比、公共场所随意抽烟等不文明行为、习惯比较突出，改变源自“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突出抓牢村规民约这一关键”。

多位村民代表回忆，村两委班子邀请村民代表、党小组长、法律顾问等参与制定《农户喜宴要求和标准》等乡规民约，聘请7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村民代表作为村规民约宣讲员，为村民算算陋习成风的“时间账”“经济账”“人情账”。

面对群众新需求，将蓝图交给群众，将选择权、评判权交给群众，换来群众的衷心支持。嘉兴市委书记张兵认为，群众参与不足曾是过去社会治理的最大问题之一。当前亟须更新治理思维，将蓝图、选择权、评判权交给群众，让群众深度参与公共事务。

据了解，诸暨市已经制定出台村民行为约束“负面清单”和劝导式“正面清单”，全市500多个行政村（居、社区）全面完成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等自治章程修订，借以推动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善于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力量，德润人心，也是浙江社会治理探索的亮点：选树道德榜样、文明示范户，探索村民积分制度……

群众诉求是当下社会治理变革的核心动力。“社会治理朝着‘协商共治’转变，以共建共治共享推动了社会和谐，提高了治理水平和治理效率。”桐乡市委书记盛勇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