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灰色产业链：30元就可“拜师”学全套流程

● 职业打假早已形成产业链。职业打假人主要有“吃货”和“赔偿”两种套路，“吃货”是指收货后申请退款但不退货；“赔偿”是以举报、起诉等手段要求商家高价赔偿

● 在职业打假人的办事规程中，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是重要一环。为牟取非法利益，职业打假人往往大规模对商家进行恶意投诉与威胁。大部分的执法资源被用于处理职业索赔举报及其后续的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诉讼、纪检监察等，造成执法资源被不正当挤占

● 针对职业打假，今后应形成一些标准和程序，让职业打假人真正实现职业化，对他们给予一定的规范引导，让其打假更加专业有成效，依法有序进行，从而发挥净化市场的积极作用

□ 本报记者 张 维

□ 本报见习记者 罗聪冉

近日，职业打假人再度陷入舆论漩涡。

监管部门、商家及消费者协会等指责称，职业打假人名为打假实为牟利，此风不可长。但也有观点认为，不应对职业打假人污名化，毕竟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经营者的违法冲动，有利于提高商品质量。那么，职业打假人究竟是蛀虫还是啄木鸟？

《法制日报》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职业打假的套路越来越深，甚至呈现出团伙化、专业化、规模化、程式化趋势，具体表现为师徒传帮带、培训产出一条龙、专盯包装宣传瑕疵等。对此，有关专家呼吁，应明确正当维权与敲诈勒索边界，从而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经营秩序。

分享教程传授经验

职业打假成产业链

到商场里买个东西，然后拿着发票及商品去找商家要赔偿——如果谁还在用这样初级的方式，估计都不好意思在职业打假的圈里混。

职业打假早已形成产业链。《法制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在QQ上以“职业打假”“打假”为关键词的群聊账号有3000多个，其中不乏一些规模达到上千人的大群，大量职业索赔者就混迹在这些群中。

在不少群文件里，有大量的开展职业索赔的相关资料，包括各种商品的打假思路、举报话术、差评文本、法律条文、撤诉样本、民事起诉书等，还有人定制假货鉴定书、质检报告、医院证明等。

在这些群中，既有熟知相关法律法规的“老手”，也有大量刚入行的“小白”。新人既可以学习群里分享的免费基础教程，也可以交“车费”让老手带“上车”。在行话里，“上车”是指与别人一起组团做单；“下车”则是行动成功；“车费”是指跟着别人上车要给别人钱作为好处。

《法制日报》记者以小白身份了解到，通常老手带一次的费用是30元左右，如果“拜师”则可以一直跟着学全套。一位已收十几个徒弟的老手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其收徒弟的学费是499元，当天回本，“打一单就是500+,一天两三单没问题，利润非常大”。

在小白必看教程中，《法制日报》记者发现，职业打假主要有“吃货”和“赔偿”两种玩法。“吃货”是指收货后申请退款但不退货；“赔偿”是以举报、起诉等手段要求商家高价赔偿。

一位老手介绍说，“吃货的玩法最简单，收到货后，先找商家协商退款；如果不同意，申请平台介入，到时弄个假鉴定，外面卖10块钱一张，上传就完事。如果是买食品，那些吃的喝的更简单，收到货后拿针扎破一两袋，拍个照上传，整箱就是你的了。只要你有头脑，吃货也是一笔不少的财富，因为这不需要本金，我都是批量的买，然后到手再卖掉。”

接触多位老手后，《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吃货”虽然简单，但老手们更愿意打“赔偿”，因为可以拿到几倍的赔偿。

根据群内分享的教程，玩“赔偿”有以下流程：成员挑选目标商品下单，通常为含有极限词、无中文标识等产品；货到后找卖家协商，以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协商3倍赔偿；如果卖家比较硬气，就在平台举报或者12315投诉，这时很多卖家就会认怂；如果卖家还在坚持，可以起诉到法院，这时卖家要考虑费用、时间等问题，基本上就会妥协。

要挟商家破财免灾

目的不纯索赔得逞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这些卑劣手段显然已经让打假变了味。

最直接的受害者自然是经营者。网店店主小林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其店铺所售卖的一款产品，因标签存在描述上的瑕疵，被一位刚注册不久、信誉评价为零的买家投诉到市场监管部门。小林马上向工厂反馈整改，但这位买家的目的并不单纯，在此后的交涉中，以撤诉为条件向小林索要钱财。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道理希望你懂……价格你们开，我撤销”，看到对话框弹出的消息，小林意识到店铺被职业索赔人盯上了。起初小林并不想妥协，但随后就有另一个账号联系小林，并扬言要号召人一起来“玩”他店铺销量靠前的产品。因担心今后会麻烦不断，小林最终选择破财消灾，转账500元进行私了。

这名买家收到钱后，为展示“诚信”，向小林发送了他在投诉平台的撤销截图。从这张截图上，小林看到这名买家至少还投诉了30多家企业。小林向电商平台举报该账号异常索赔，目前这个账号已被封号。但小林至今心有余悸，担心会被反复纠缠。

小林的遭遇不是孤例。近年来，像这样滥用消费者投诉举报途径的案例屡见不鲜，甚至还有人被勒索钱款后，发现可以由此获利，转而向对方学习如何投诉、如何敲诈勒索。

被告人陶某就是代表之一。2017年左右，曾是网店店主的陶某，被他人以商品描述中存在极限词为由勒索钱款。不过，陶某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认为这是一条生财之道，又交学费向对方学习敲诈勒索钱款的方法，从被害人变为施害者。

之后，陶某和同伙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商品介绍中含有极限词的店铺，然后分工合作，有人负责购买商品、申请退款，有人负责向电商平台投诉、并附已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的PS图片及QQ联系方式。待商家主动添加QQ后，威胁商家支付一定的费用才能撤销投诉。

近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这起案件。被告人陶某等3人以恶意投诉、威胁为手段，向近万家电商平台店铺实施敲诈勒索，其中成功敲诈400多家店铺，滋扰、破坏商家正常的经营秩序，造成恶劣影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

“商家是否违法，应由工商部门认定。职业打假人利用商家不懂法、怕麻烦的心理，屡屡得逞。这种行为不仅没有净化网络环境，还造成了大量行政资源的浪费。”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认为，打假人的目光应该聚焦于真正的假冒伪劣产品上，而不是让法律法规成为牟取私利的工具，以打假之名行假打之实。

职业打假专事索赔

肆意挤占执法资源

对于职业打假人的专事索赔，监管部门同样感受深刻。

在职业打假人的“办事规程”中，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是重要一环，由此造成相关部门接收的投诉举报数量大幅增长。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收到职业索赔投诉举报共76000多件，2018年上升至176000多件；2019年上半年，在深圳市场监管部门与多个执法、司法机关的合作打击下，职业索偿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遏制，数量有所回落，但仍有28000多件。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稽查局五级执法员方灿宇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尽管职业索赔投诉举报的数量十分庞大，但真正涉及到产品质量问题、有价值的线索，不足万分之二。职业索赔群体为牟取非法利益，往往大规模对商家进行恶意投诉与威胁；大部分的执法资源被用于处理职业索赔举报及其后续的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诉讼、纪检监察等，造成执法资源被不正当挤占。

结合近10年的一线工作经验，方灿宇说，目前职业索赔人主要有两种盈利模式：一种是传统的职业索赔，通过实地购买商品，留下购物小票，有的甚至拍摄购物图像、视频，通过消法、食品安全法赋予的求偿权进行民事求偿。他们主要集中在居住地附近活动，通常采用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加投诉要求商家赔偿的模式，若无效，有的还会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求偿，并对市场监管部门提起复议诉讼。

另一种则是线上职业索赔，主要利用电商平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以广告领域为最甚，大部分职业索赔人实质上并未购买商品，而是拍下广告违法页面后，在网络平台付款后截图取证，直接取消交易，进而冒充消费者，以举报违法相要挟获取利益。

“行政机关处理投诉举报是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规范经济秩序。无论是标签问题，还是极限词问题，如果没有对消费者造成误解，则属于轻微违法，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可以不予处罚。”方灿宇说。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已有多地出台类似规定。例如，今年8月，安徽省芜湖市市场监管局出台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免罚清单，首批梳理了不予处罚的50项轻微违法行为，涵盖广告监管、证照监管、产品质量监管、食品安全监管等多个领域。

一位不愿具名的某地市场监管局消保处负责人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职业打假本应该帮助政府部门净化市场环境，当好‘啄木鸟’,但现在大量职业索赔者完全是为了自己牟利，根本不管市场环境是否净化，不是为了解决问题。”

“保守估计，基层市场监管人员一年有一半的精力用来处理职业索赔投诉，职业索赔所耗费的资源是一般正常投诉的4倍至5倍，公共资源被少数团伙恣意挥霍，反而让真正影响到消费者和市场经营秩序的问题无法得到处理。”上述负责人介绍说，“此外，职业索赔中还有大量大学生参与，这比浪费行政资源更可怕，不劳而获的想法腐蚀了太多人。”

职业索赔应受规制

依法打击敲诈勒索

随着职业索赔的危害性日渐显现，规制职业索赔已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依法打击以打假为名进行的敲诈勒索行为。

在公安机关方面，近年来，多地公安以扫黑除恶为名重拳打击职业索赔犯罪团伙，捣毁多个黑恶团伙。

在司法方面，最高法2017年5月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称，“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浪费司法资源，我们不支持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

在市场监管方面，目前上海、东莞、杭州等地已率先发文，明确打击恶意索赔。以上海发布的《关于有效应对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维护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为例，提出建立职业索赔异常名录，同时建立应对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的跨部门协作机制和相关联席会议，加强行刑衔接。

采访中，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程春华法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我们处理的个案并非全部不支持职业打假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并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来看，职业打假人有一定的存在价值，针对职业打假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我们的职责是怎样去规范他们，防止出现借打假名义进行恶意投诉、敲诈勒索的乱象。”

程春华说，结合当下种种争议可以看出，职业打假不应该是什么人都可以用来谋生或赚钱的行业。针对职业打假，今后应形成一些标准和程序，让职业打假人真正实现职业化，对他们给予一定的规范引导，让其打假更加专业有成效，依法有序进行，从而发挥积极的净化市场的作用。

“毫无疑问，我们要严厉打击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但对销售商品仅存在一些瑕疵问题的企业，也不能无原则重复打击，要根据企业违法主观恶意程度、危害消费者权益的程度、企业大小及违法获利等特点，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适当的处罚。这样才能有效减少企业经营者对职业打假人的抵触心理，共同优化营商环境。”程春华说。

高艳东认为，职业索赔现象需要民刑对接，共同规制。“民法上填补职业索赔人可能钻的法律漏洞，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应当有所调整，将质量合格仅存在形式瑕疵的商品排除在惩罚性赔偿之外，限制其单纯打标签、打极限词等牟利行为，将其引导到真正打击不合格产品的方向上。在刑法层面，以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等制裁涉案金额大、社会危害严重的职业索赔人，树立法律红线。”

“打假不能成为‘假打’,规制职业索赔群体，明确正当维权与敲诈勒索的行为边界，才能强化消费维权，优化消费环境。”高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