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行教育惩戒权，信任是基础

教育一直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一出台，人们就注意到了“意见”第14条当中的一句话：“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教师惩戒权很自然地成了人们热议话题，其中不乏对教育惩戒现状的片面认识，对惩戒权的不太恰当的理解。这些议论让人感到，教育惩戒权的制订和使用，要慎而又慎。使用稍有不当，后果可能是难以预料的。

“意见”出台后，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惩戒权又回来了！”过去，确实是没有成文的惩戒权，但惩戒行为一直存在，也没有明文禁止，也就是说，一些教师一直拥有实际上的惩戒权。没有明文的惩戒细则，教师的惩戒就不可避免地有随意性，带有情绪化成分，而理性不足。这样的惩戒，容易演变成师生纠纷、老师家长之间的纠纷。在法律法规层面规定惩戒权，制订惩戒细则，有望避免或减少这类纠纷。

很多人认为，明文规定惩戒权，可以解决老师“不敢管”的问题。但是，无论“不敢管”的问题解决到何种程度，另一个极端却是要警惕的：过度依赖惩戒，以惩戒代替其他教育方法，把教育简单化。因此，在制订惩戒权细则时，明确惩戒权使用范围特别重要；或者说，要特别强调：明文规定的惩戒权使用范围之外不能使用惩戒权；明文规定的惩戒方法之外，教师不能自行发明、使用惩戒方法。要考虑出现这种越界惩戒如何处置，如何挽回过度惩戒、滥用惩戒造成的后果。

惩戒权一旦形成文字，就具有了统一性，统一性即刚性。另一方面，学生的个性气质或心理特点又是各不相同的，家庭环境也各不相同，因此学生对惩戒的反应会不同，对惩戒的承受力也不一致。有的学生“心太大”，对惩戒可能无感；对另一个学生可能就是不可承受之重。另外，家长对惩戒的理解和反应也会不同；家长的反应很可能影响到学生对惩戒的反应。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还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惩罚也是教）呢？这些既是教育伦理问题，也是具体操作问题；在实施惩戒权之前，对这些问题要有充分的估计、预见。

在校园内的各种关系中，师生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所有教育、教学行为的效果的实现，都以师生之间的信任为基础，以教师是否得到学生信任为基础。惩戒权的实施更是如此。

对师生关系惩戒权实施细则的制订和出台是在国家层面进行，但是惩戒权的实际使用，是在教师与学生的个体之间进行的，是教师与学生个人之间的互动。因此，教师与学生的已有关系，是惩戒权实施的前提。师生之间已经建立了信任关系的，惩戒权容易取得较好的效果；即使在惩戒权实施过程中，对师生关系形成一定的冲击和考验，而结果则可能是师生信任的进一步巩固。如果没有师生信任这个基础，惩戒可能扩大师生之间的矛盾与裂痕。不得不说，目前师生之间，尤其是教师与家长之间的信任比较薄弱。因此，教育惩戒权的实施，应该慎而又慎。操之过急，可能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