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整容的中国女性 是个人选择还是消费主义压迫？

学者文华走访了43家美容医院、12个非法美容机构，访谈了58名接受整容手术的女性，她通过“民族志”写作，尽可能呈现每个人的生活经历。

离异两年的张女士又逢中年下岗，生计一下子成了大问题。她好不容易在一家美容诊所找到了清洁工的工作。恰好诊所有几个免费整容的名额，张女士就去向老板争取。在老板看来，张女士整容前后的改变正好可以吸引某一个年龄段的消费者，于是就同意了。手术以后，很多人说张女士更年轻了，她成了诊所的活广告，经常被销售拉去对客人现身说法。“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诊所上班谋生。”她说。

2005年，中国的整容行业正处于飞速起步阶段，文华带着她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计划来到北京，展开了对这个行业的田野调查。

最初，当她询问别人为什么要做整容手术时，90%的人都会告诉她同一个答案：“我要变得更美。”可再深究下去，“美”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同。这位人类学学者用了3 年时间，把那些隐藏在“美”背后的事情抽丝剥茧般呈现在人们眼前。《看上去很美：整形美容手术在中国》正是由她的博士论文修改补充而来。

每个走进整容医院的女人都有迥然不同的故事。刚结束高考的小娟由妈妈带着去做手术，为的是将来找一个好工作、好丈夫，“为了我女儿的将来，一张漂亮的脸蛋是笔划算的长期投资”。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张琳，因为一次求职受挫去做了隆鼻手术。班里成绩没她好但比她漂亮的女孩把她淘汰了，这让她坚信，漂亮脸蛋“绝对能带来优势，是一块敲门砖”。还有姜女士，从一名记者下海，成了广告公司老板，生活富裕，坐拥豪宅名车。她说自己是为了追求青春和提升公司形象去了做了整容手术，手术费用对她根本是小菜一碟。可她的朋友又告诉文华，事实上，姜女士正在经历一次婚姻危机，丈夫包了年轻的“二奶”。在姜女士的朋友看来，这才是她愿意冒着风险去做手术的真正原因。“她自己陈述的是一个故事，别人观察到的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文华说。

调查过程中，文华走访了43家美容医院、12个非法美容机构，访谈了58名接受整容手术的女性。她还结识了曾经名声大噪、被称为“中国第一人造美女”的郝璐璐。这位整容的先锋人物，展示的是又一个伸张女性权利的故事。文华甚至扮成有整容意愿的人，去向一些机构咨询。销售用各种话术包围她，即便她“并不觉得自己的五官有哪里需要改造”，但在医生和销售口中，她“永远有可改进的地方”。“你并不丑，但你可以更美，没有最美，只有更美”，文华这样总结销售们的话术。

文华对整容者的访谈并不只是集中于整容这个问题上。通过“民族志”写作，她尽可能地呈现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从她们的故事里，人们能看到高校扩招、国企下岗、下海致富等社会变迁，给小人物带来的变化。而女性做出整容的选择，又与这些宏观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历史学家杨念群所说：“当西医的第一把手术刀切入中国人的身体时，它就‘变成了一个现代性事件’。”在文华笔下，被手术改造的女性身体形象，从寓意上说，“象征着改革时代急剧而激烈的社会转型”。

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公共话语体系里，整容都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传统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新派人主张，“ 我的身体我做主”。即便是在女权主义阵营内部，也有两派相反的观点。一派认为，女性对身体的改造是她们获得自由选择权的标志；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女性整容是屈服于男权和消费主义，是没头脑的盲从。

文华试图通过调查，突破这种“ 二元论”。“不管是哪一种观点，都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她们个人的叙述。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原因。整容手术，是女性在外在社会权力框架下所行使的个人权利，有外在的约束，也有个人自由。”如今《看上去很美：整形美容手术在中国》简体中文版出版，距离文华当年的调查，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她发现，这个行业的很多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太大的改变，“整容到今天依然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近几年，这个行业的需求度又一次呈上升趋势。她认为，这与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沟通方式有关，与互联网相关的“网红经济”“颜值经济”是带动这个行业的新引擎。

对话文华：很多人把美丽视为一种“敲门砖”

没有最美，只有更美

第一财经：人们对整容的态度还是非常矛盾，一方面，诊所四处开花，越来越多的人去做尝试；另一方面，这还是一个很隐晦的话题，人们大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整容。还有明星带着记者去医院，要医生证明自己没有整容。这种跃跃欲试又讳莫如深的心态背后，是不是反映了文化观念上的冲突？

文华：确实像你所说的，越来越多的人去医院接受整容，但并不代表大众接受。从传统观念来说，人们对整容还是有一种先在的价值判断——自然和人工，真和假。对整容后的外貌，人们还是会有一个标签。毕竟，“天生丽质”还是被视为真的、难得的美。所以很多人对此非常隐晦。

第一财经：但你书里写的几名女性，还是把相对深入的想法告诉了你。你是如何突破这种障碍的？

文华：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和采访对象建立信任的关系。我会向她们表明我是在做学术论文。我还需要花一定时间，让她们知道我没有恶意，同时保证她们在书中匿名。当然，很多与整形有关的内容，都是我听她们闲谈自己的工作经历时得到的。有时候，她们并不是在回答有关整容的问题，但从她们的生活经历中，我就能把她们的故事一个个剥开。这样才能了解藏在“美”背后的东西。

第一财经：很多人说一旦开始改造自己的身体，就会“上瘾”，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你在调查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他们不断进行手术的驱动力是什么？

文华：这样的人非常多。有的人是在不正规的美容院做了一次，失败了，再到大医院做修复。还有一些是做了一个手术以后，发现还有其他地方可以改进，于是不断尝试，他们会觉得自己可以不断改变自身。

而且在整形过程中，医疗机构会不断给你这样的压力，告诉你，你身上还有什么是可以改进的。“没有最美，只有更美”，他们的销售策略就是如此，做了一次，他们会给你后续手术的折扣，让你一直尝试下去。

第一财经：除此之外，整形机构还有哪些吸引人们去手术的策略？

文华：去任何一家整形美容医院，他们都会放大量的术前术后对比照片，即使到现在，这还是他们最主要的营销手段。照片的变化总是非常大，非常具有吸引力。他们通过资助一些人做整形，然后用术前术后的照片来做推销。当时郝璐璐和杨媛，包括很多真人秀的选手，都是免费接受了整形手术，并同意医院用他们的肖像做广告。

第一财经：面对这些照片和他们的劝说，你会动心吗？

文华：因为我是去做研究的，还是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但为了更多了解他们，我会体验一些美容项目，比如光子嫩肤之类的。不过，我没有接受在脸上动刀子。

整容者一点也不特殊

第一财经：你个人对整容是什么态度？你的书显得非常中立，似乎很难看出你个人的主观态度。

文华：最初我之所以要去做这个调查，很大原因是因为我很难理解整容这件事。我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那么多人去整容。在媒体上，关于整容失败导致毁容的报道也很多。所以，刚开始，我总是想找，整容的人身上有什么特点？但我调查以后发现，这些女性一点也不特殊，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我自己的朋友，也有几个尝试过整容。现在，我看这个问题还是中立的。做与不做，对我来说，是个人自己的选择。但是在选择之前，将要面临的风险和受益还是应该了解清楚。当我作为一个学者来看这个现象的时候，我希望能带有反思的视角。

第一财经：你有没有考虑过，把学历和整容意愿联系到一起？比如，你对整容的审慎态度是否就和学历高，对“美”可能也有自己的看法有关？

文华：我觉得不一定有关。在我调查的过程中，我遇到过很多白领、金领。高收入阶层也有对身体进行管理的压力，而且，可能这种压力还更大。因为身体代表的也是收入和阶层。不能说学历高的人就会拒绝，没有直接的联系。实际上，在女权主义者内部，对整容也很有争议。

第一财经：你在书里也提到一种观点——如果把美丽视为一种资本，那么，整容就是一种投资。

文华：这是我听到的整容女性的一种叙事。我在做调查的时候，听到了很多次这样的观点。当然，大家知道，整容不一定会带来人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很多人还是把美丽视为“敲门砖”。就业竞争激烈，还有性别歧视存在，在这样一种游戏规则下，如果我有一张漂亮的照片放在简历上，可能是一块“敲门砖”。如果没有这个，可能连机会都得不到。所以，很多人认为，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不能多一点优势？这样的态度也是比较普遍的。

第一财经：就你的观察，如果把整容视为一种投资方式，回报率怎么样？整容是不是真的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改变？

文华：我的调查是一个横截面，我不知道这些人做了手术以后，人生是不是真的有很大变化。如果有一个纵向研究，去了解这些人整容以后的变化，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我认为，整容不一定能够让人从此走向“开挂”的人生。但是整容医院很喜欢塑造“丑小鸭变天鹅”、从此改变人生的故事。这也是整容机构的一种话术。

追逐西化与追求自由

第一财经：在最后一部分，你讲到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女性要求塑造立体五官、双眼皮的面容与“追求西化”之间的关系。在你看来，整容所折射出的人们对“美”的具体标准，比如高鼻子、大眼睛，是不是和追求西方化面容有关？

文华：我写最后一章的目的是回应全球化的问题。说到全球化，人们总是关注政治、经济、人员流动，但其实“美”的标准也在变化，也受全球化影响。我把“美”视为一种文化社会构建，当然有一些美的标准是相对永恒的，比如光泽的皮肤、对称的相貌等等。但还有很多标准，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很大变化，所谓“环肥燕瘦”。

我写论文的时候，用的是英文，会搜索许多西方媒体的报道。我发现，大量西方媒体都把中国女性整容时要求的高鼻子、双眼皮说成是追逐西方审美。可事实上，我在采访时，没有一个女性认为自己在追逐西方化的面容。我写这段内容，也是为了回应西方媒体的这些报道吧。审美认知需要放到具体的情境下来解读，而不是简单的标签化。

第一财经：你书里写到的女性，为了工作和家庭整容。相比而言，被称为“中国第一人造美女”的郝璐璐，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先行者、一个主张自由权利的先锋人士。不管是接受媒体采访，还是在自传中，她都呈现出敢于突破世俗观念、主张个人权利的“斗争”面貌。似乎郝璐璐身上体现的权利意识和能动性比你书中其他女性更强。你怎么看？

文华：在那个年代，郝璐璐敢于把自己放到聚光灯下，在某种意义上，她的一些表达和叙事是带有她的主体意识的。同时，郝璐璐是公众人物，她所承受的质疑是非常多的。作为第一个被媒体广泛关注的整容女性，她更需要回应外界对她的审视。包括我，她知道我们的对话和互动都会呈现在书中或者论文里。

我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其他匿名的整容者，她们也会在访谈中表达“整形是自己的权利”，但她们并不很需要强调这一点。所以说，访谈中这两类人的表达叙事会有不同的重点。普通人不需要花那么大的力气，来宣称自己的权利。而郝璐璐则不一样，她必须去回应各种质疑。这从另一个侧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公众对整容的态度还是有很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