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卷历史文书 百年澳门记忆

香山知县彭昭麟为盗首张保仔投诚事下判事官等谕。

华工亚腾等致澳门铺户南兄叙述在巴西王家花园种茶情形，并托带茶种及制茶工具的书信。

高丽难民文顺得等为备述在海遭风飘泊事呈清朝官员禀。

渔户姜植兴出海捕鱼执照。

时值中葡建交40周年、澳门主权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20周年，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汉文文书——东波塔档案中的澳门故事”，共呈现100余份珍贵档案文件，从居澳民蕃、澳门蕃官、清朝官员、西洋教士、欧美商人、英国人与澳门、亚洲各地与澳门等诸多板块，回溯清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情况和对居澳民蕃的全方位管辖，勾勒出澳门两百余年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保留下一段鲜活的澳门记忆。

文书有记忆

“汉文文书”主要形成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其主体是清代中国官员在管治澳门过程中，与澳葡议事会文书往来而形成的档案。据统计，目前存世的中文原件约1500多件，现藏于葡萄牙东波塔国家档案馆。2017年，其以“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1693-1886）”之名成功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论语·八佾》有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文献乃熟知历史掌故的人以及他述说的掌故，是口头表达，是记忆。众所周知，中国最重要的史书，口述史料是其重要史料来源。司马迁著作《史记》，更是对“遗老”进行了大量访谈，在丰沛等地“问其遗老”，方知垂名汉廷的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皆有“鼓刀屠狗卖缯”之类经历。

掌故和记忆用文字记录下来，可以构成史册，而典籍中的掌故流传在口耳之间，又变回了记忆。比如此次展出的《香山（编者注：澳门时属广州府香山县）知县彭昭麟为盗首张保仔投诚事下判事官等谕》，不仅记录了大海盗张保仔投诚事件，而且揭秘了其中的细节。原来，在投诚未定之前，香山知县彭昭麟曾通知葡人判事官，做好两手准备：如果张保仔是真投诚，切勿开炮或者扰动；如果有“返覆”，“立即放炮攻剿”，协助剿捕。这种历史细节，在文书公布之前，恐怕很难为人所知，文书的公布，填充了历史的缝隙，构建了新的记忆。

展览中还有一份《高丽难民文顺得等为备述在海遭风飘泊事呈清朝官员禀》，禀告了文顺得等四人于嘉庆六年三月从家乡开船出发，收买大米，至次年正月十八日在海上遇到大风，漂到琉球国，货物损失，人员罹难。十月被送来中国途中又遇大风浪，飘到吕宋岛国，滞留至嘉庆八年九月，才被送到中国澳门。一纸禀告文书，浓缩了一众人三年半的海上漂泊，更成为典籍中难得的普通人的口述记忆。

管辖有力度

从1573年前后开始，居澳葡人每年向中国地方政府缴纳地租银515两，以换取租地居住的权利，其中地租银500两，火耗银15两，每年冬至之前缴清，此银全数上交布政司，以“解充兵饷”。但是蕃官每年都要拖欠地租银，香山知县每年都要数次催缴，因此汉文文书中含有大量的催缴通知单。

此次展览的汉文文书，包含了一份乾隆五十七年《香山知县许敦元为催纳地租银事行理事官牌》，文中指令澳葡蕃官缴纳地租“难容迟缓”“毋得迟违”“速速”，并限一日内缴清，语气和态度相当坚决，体现了香山地方官员对居澳葡人管辖的力度。

嘉庆七年，香山知县许乃来也多次传谕澳葡蕃官，征缴、催缴地租银：四月十九日催补缴嘉庆六年濠镜澳（编者注：澳门的古称）地租短少平头银，十一月十一日征缴嘉庆七年濠镜澳地租银，十二月初五催缴嘉庆七年濠镜澳地租银，十二月十七日催缴嘉庆七年濠镜澳地租银，十二月二十五日催补缴嘉庆七年濠镜澳地租短少平头银，嘉庆八年正月二十五日补缴嘉庆七年濠镜澳地租短少平头银。

许敦元、许乃来、彭昭麟等驻澳官员，年复一年，一份又一份的催缴单据，不容迟违，彰显了驻澳官员守土有责的使命担当。同样是这位许乃来，曾一口气拒绝了居澳葡人在司法、债务等方面的多项非分诉求，不辱使命，以“许乃来拒葡案”著称于世。

展览中还有一件《香山知县彭昭麟为奉宪饬查造澳蕃烟户丁口册事下理事官谕》，指定葡人理事官对居澳葡人进行人口普查，“立将澳夷烟户若干、男妇丁口若干逐一查明，限三日内据实禀复……毋得迟违，速速。”所有资料都要白纸黑字记录，成册上交。对其他国家居澳人员也纳入统计当中，分别记录，听候上级查覆。施政之细腻，法度之严谨，刷新了后人对清代地方官吏的认知。

澳门有故事

梳理《汉文文书：葡萄牙国立东波塔档案馆庋藏澳门及东方档案文献》一书收录的1500多件汉文文书的索引信息，不难发现，汉文文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地名有：北京、广州，大西洋（葡萄牙），法兰西（法国），英吉利（英国）等，突显了澳门当时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枢纽地位，以及联通中国与世界的特殊作用。

展览中有相当一部分文书是关于难民救助的，譬如《香山县丞为饬护送四名在澳日本难民上省回国事行理事官谕》（葡文译本），有《理事官为恳准遭风被难越南船户事致广东地方官员函》。还有关于剿捕和惩处海盗的，如《香山官员为将海盗缉捕斩诀，在澳枭示以昭天朝法度事下理事官谕》（葡文译本）、《香山知县彭昭麟为盗首张保仔投诚事下判事官等谕》，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澳门地区社会治安的强有力管控。

汉文文书也反映出中国人远赴美洲种茶的对外交往活动，有华工亚腾等致澳门铺户南兄的书信，信中叙述他在巴西王家花园种茶的情形，并托带茶种及制茶工具。一封书信，记录了华工群体跨越大洋的谋生之路，寄托着制茶工具背后的浓浓乡情。

尤其让人感慨的是，随着1848年葡萄牙人将中国清朝官员逐出澳门，并捣毁清朝海关，清政府对葡澳蕃官的文书几近销声匿迹，但此后仅存的7件文书中，居然有3件是1849至1851年两广盐运使司连续三年颁发给同一户渔民姜植兴的出海捕鱼执照。即便时处丧权之秋，一批地方官员和渔民仍然誓死不弃家国，用一纸捕鱼执照传递着无声抗争。后人已无从知晓更多关于捕鱼执照和那户渔民的故事，但它们无疑承载着最动人的澳门故事。（谢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