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评】算清垃圾分类回收的“生态账”与“经济账”

连续两周，一贯以时髦、精致著称的上海都以一个异乎寻常的命题占据着热搜——垃圾。

从为何要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到如何能更有效地让市民学会垃圾分类并形成习惯，从居民不适应的“抱怨”，到社区志愿者队伍守在垃圾回收处前的自发监督与指导，各种声音交杂在一起，让话题不断升温。

但种种声音中，一个几乎没有争议的结论是：或难或易，垃圾分类已经势在必行了。

大众对生活垃圾处理影响的关注早已有之。2010年，一部反映北京周边垃圾场状况的纪录片《垃圾围城》进入公众视野——那些从千家万户出去的脏物、秽物并没有真正离开我们，它们静静地藏在并不遥远的周边，不仅占据着土地资源，还造成了严重的二次污染。土壤、水源、空气，这些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正在被垃圾侵蚀。而恶臭、病菌，则直接威胁着当前这一代人的身体健康。此后，北京市投入了大量资金。从填埋到焚烧，再到部分回收再利用，与垃圾处理相关的项目一直在紧密推进中。

除了生态承受了极大压力，原先的处理方案也不“经济”了。2004年，中国的固体垃圾年产量达到1.4亿吨，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垃圾制造国；而到了2015年已经达到2.5亿吨，到2017年则超过4亿吨。庞大的垃圾数量背后是高昂的处置成本。以北京市为例，2015年，北京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焚烧”全过程的社会成本为2253元/吨，而生活垃圾处理费标准仅为40-300元/吨。根据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假定当时实现源头分类、厨余单独处理、可回收物资源回收利用，将会使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从42.2亿元降至15.3亿元，下降64%。

因此，现阶段的绿色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为后人谋福利的善举，也直接影响着当代人的身体健康和经济的可持续。可以说，绿色问题与经济问题不再是矛盾，而是历史性地融为一体。此前，提到环保，制造业企业、能源企业等常常被视为责任主体，而近期，上海率先推出生活垃圾分类，把环保问题推到了社会大众面前。

不过，规则虽然已经出炉，但要落地、要见实效，还需要关注更多细节。

当前的规则重“强制”。根据规定，大约500户居民可分得一个垃圾投放点，居民一天倒垃圾的时间段只有早上7时至9时以及下午16时至18时，垃圾必须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四类投放，违者个人罚款50-200元。近期，已经有不少小区内，热心老人组成了志愿者队伍或请来了专业化监督队伍，提示居民按规定倾倒垃圾；正式施行后，一些大爷大妈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好“教育”不守规矩的人。

而在“罚款”威慑之下，是否会带来其他问题呢？实际上，已经有人开始担心，由于分类装置附近可能有摄像头或志愿者队伍监督，但在监督死角，未避免复杂的分类或惩罚，随手乱扔甚至高空投掷垃圾的行为会不会增加？

因此，通过合理激励来寻求社会各界最大共识也很重要。早在此次强制性约束之前，上海已经推行了数年鼓励型政策——开设绿色账户，市民只要在小区里做好垃圾分类，就可得到积分奖励，并凭积分兑换相应的奖品。虽然在已发放的几百万张积分卡中，激活比例较低，日常高频用户更是不足20%。不过，此前较弱的激励效应或与分类带来的“麻烦”不相匹配，但在当前强制性约束的政策下，这一额外的边际效益可能会吸引更多人关注。

更重要的其实不是这些蝇头小利。笔者生活在北京，所居住的小区里也有非强制性的垃圾分类回收设备——虽然使用频次似乎不高，但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开始自觉分类。这些家长表示，他们并不是冲着积分和奖品去的，但是孩子觉得有意思、有意义，而好的生活习惯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培养起来。

除了对个体和家庭的奖罚、关注垃圾分类的环节，“终端”建设同样不可或缺。不同规模的城市，是否就垃圾处理厂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是否不断增强了其环保标准，是否与时俱进提升了技术水平？不同城市之间治理水平的差异是否会影响政策落地的有效性？是否会形成“公地效应”，激发新的不平衡？这些都是在推动居民端生活垃圾分类时，必须同步推进的改革。

上海的探索是一个标杆，奖惩制度的落地以及配套设施、规则的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他还在观望的城市。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时指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而如何让这个总书记口中的“新时尚”变成真时尚，让这笔生态账、经济账、民生账都算得清，显然不只是靠觉悟，也不是靠行政命令甚至强制法规，还需要一套成体系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