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手段优化社会管理 从火车票“买短乘长”说起

不久前，有网友在网上发帖介绍自己被“堵”在火车站无法上车的经历，引发关注。由于部分旅客“买短乘长”，导致列车超员，正常购票乘客反倒无法上车。列车工作人员回应称，无法对无票乘客强行驱赶，只好采取为后续乘客全额退票的办法。

对此，人们质疑，为什么让守规矩的吃亏？应该说，不能把“买短乘长”简单定性为不守规矩，因为铁路部门对这种做法本身是允许的。我们看到出站口往往设有补票窗口，列车员在车上也经常招呼没买票的乘客补票。但是，当“买短乘长”与后续持票上车的乘客出现冲突，也就是出现这次新闻中的超载行为，而必须有人从车上下去的时候，无票者拒不下车，就是不守规矩。铁路部门负责人表示，对那些“买短乘长”的乘客强行驱赶不合适，但同时，不让已经买了票的乘客上车也不合适，而且更不合适。如果必须从中选一个，那显然应该选择让有票的上车、让没票的下车，这才是遵守基本的契约精神。

铁路部门关于“无法强行驱赶”的表态，透露出一些“中国特色”的无奈——当不守规矩者人数较多或者有“弱势群体”身份时，为避免激烈冲突，往往要选择相对柔性的方式来维持秩序。像瑞典警察那种对强占他人空间者直接“抬走”的操作，在我们的舆论环境中，往往得不到认同。在这样的背景下，铁路部门选择了阻拦有票的乘客上车，而不是驱赶无票的乘客下车。这恐怕也体现了一种隐性的“按闹分配”，其背后很可能有这样的考量——把那些“买短乘长”的乘客挨个识别出来，并且驱赶下去，一定会遇到很大阻力，甚至肢体冲突，而如果是阻拦买票上车的人，那只需要在检票口设个障碍就行了。他们选择了一种冲突最小化而不是规矩最大化的方式，这是令人遗憾的。

强行驱赶确实容易引发冲突，即使是理直气壮地维持秩序、维护规矩，但一旦引发群体性的冲突事件，往往就会按照另一套标准来评判是非——虽然“维护规矩”是正义的，但触发“不稳定因素”仍然是过错。如何破解这样的操作性难题？笔者认为，经济手段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通过经济手段、价格杠杆，让不守规矩者付出经济上的成本，就可以通过不那么激烈的方式实现对规则的维护。

这种手段已有实践。去年下半年，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根据港铁公布的高铁票务及乘车条款，在内地高铁系统允许的越站补票机制将不适用于西九龙站，凡没有购买来港车票的乘客，擅自越站到达香港，除加收应补票价5成费用，更需再按《香港铁路附例》缴交1500港元或3000港元的附加费。最近，针对此前的网友反映，铁路总公司也采取了改进措施，表示会根据客流情况，决定是否办理越站补票手续。如果列车已经超员，将不办理车上延长补票，如乘客执意越站乘车，到站后车站将根据铁路旅客规程，除补票外还将加收50%的票款。这也正体现出用经济手段调控客流的思路。可以设想，如果加收的票款达到一定程度，就能够在不引发冲突的情况下督促无票者腾出位置。

曾有人说，“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其中虽有调侃成分，但也蕴含着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道理。如今在讲究提供等价有偿服务的商业社会，常常出现的一些冲突、引发的一些戾气，其实很多都是不必要的，如果能用好经济调节手段，都可顺利化解。还以铁路为例，以往在高峰时期，常有很多人提前“抢票”“占票”，最终再根据行程把多余的退掉，不仅浪费运输资源，也是一种不公平。后来，铁路实行梯次退票，退票费根据退票时间而不同，最低5%，最高20%，“占票”者要付出更大的经济成本，也使其行为受到约束。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则和制约，可能就会按照“丛林法则”行事，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有条件的抢更多的票，抢不到票的则产生怨愤，增加社会的对立。而通过梯次退票这一简单的规则，实现了权利义务的再调整，问题就简化了。

航空运输也是如此，近年来，因飞机晚点或机票“超售”出现过不少暴力维权甚至“拦飞机”事件。其实，机票“超售”虽是国际惯例，但国外航空公司对因超售无法登机的旅客会提供高额补偿，往往是机票价格的数倍，或者用高额补偿换取前面的乘客主动让出位置。如果对航班延误也能根据延误时间确定递增的赔偿金额，同样有助于让乘客平息情绪，避免冲突。

其实，在民事经济领域，用经济调节化解矛盾冲突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型安排。比如对合同违约，早就有定金制度、违约金制度，一般无需上升到道德评判乃至暴力冲突层面，甚至不用打官司，当事人可自行按照规则解决补偿问题。可以相信，对当今社会管理领域的一些矛盾冲突，如能明晰相关规则，善用经济手段调节，将对社会和谐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