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贷、愿贷、能贷”目标如何实现？

在4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再次成为重点议题。其中，推动银行健全“敢贷、愿贷、能贷”的考核激励机制，被视为落实该项政策目标的关键之举。

实际上，“敢贷、愿贷、能贷”的提法并非首次。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可见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正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症结所在。

那么，为何金融机构会对小微企业“惧贷、难贷、惜贷”呢？

客观来讲，比起“垒大户”，金融机构开展小微业务要承担较高的业务成本和风险溢价。千头万绪、繁琐复杂的前期背景调查与业务对接，推高了同等授信规模下的业务成本；小微企业平均寿命难过“三年坎”的经营风险、财务制度不规范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又抬高了其风险溢价。此外，国企、地方融资平台的刚性兑付预期并未完全打破，相较而言小微企业的风险溢价只能更高。因此，给小微企业贷款成为了“费力不讨好”之举，“惧贷、难贷、惜贷”也随之产生。

尽管如此，“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的问题并非无解。

最常见的模式有两种。一类是奉行“扫街战术”的中小银行。以常熟银行为例，该行前期用“人海战术”，“扫街式”获取小微企业基本信息，后期通过半自动化的“信贷工厂”模式来审核批贷，在把“三农”、小微业务做成名片的同时，自身也不断发展壮大，其不良率也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另一类是以技术见长、专业服务小微的金融机构。从网商银行、微众银行等新型互联网银行，到浙江台州银行等部分商业银行，这些机构大多利用大数据、风控模型等手段精准计算出潜在不良率，并将其控制在较低水平。

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江苏、浙江都属于民营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改革初期，两地并非传统的资源优势区域，且强大的国企较少，贷款环节的“体制歧视”天然较弱，当地金融机构更早开始深耕民企业务。发展到今天，区域内小微企业活力较强，健康的实体经济更是成为了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的定心丸。

由此可见，比起简单模仿“扫街”模式和技术手段，更加难以复制的是公平竞争、实体健康的发展环境。

面对这一复杂的命题，金融监管机构、财税部门等多领域正在合力求解。过去一段时间里，支持小微的政策可谓急管繁弦：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营造有利于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货币金融环境，人民银行5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增量开展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并借助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大大增强了银行对小微企业提供信贷的能力。银保监会等监管部门连续出台文件，督促金融机构改进内部管理，完善差异化考核和激励机制，激励主要商业银行在小微业务方面更好发挥 “头雁”效应；财税部门提升了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信额度上限，由100万元提高至1000万元，惠及更多小微企业。

令人欣喜的是，密集、强力的政策已经初见成效。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逐步降低。2018年四季度，大型银行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贷款平均利率较一季度下降1.1个百分点。自2018年9月起，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连续6个月下降。

然而，这注定是一场持久战。健全“敢贷、愿贷、能贷”的机制的落地成型，靠的不是洗脑式喊口号，不是简单机械的复制模仿，不是单一政策推动下的鲁莽放贷，而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合力引导，激励机制的不断优化，业务人员“扫街”的耐心，企业借力科技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在看似容易复制的业务模式、技术平台之外，切莫忘记打破刚兑，营造竞争中性的公平竞争环境以及减税降费、放水养鱼，培育出有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民营、小微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