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大年三十我们有了太多欢笑

悼念首届春晚总导演 黄一鹤

因为他，大年三十我们有了太多欢笑

1983年春晚上的四部热线电话

小品《吃面条》

1983年春晚四位主持人

1983年春晚片头

1983年春晚节目单

黄一鹤与马季

1984年，张明敏登上春晚

手记

2015年2月17日，我和黄一鹤导演约好了采访的地点——央视老台旁的梅地亚中心咖啡厅见面。那时他已经81岁高龄了，此前，帮我联系这次采访的央广媒体同行叮嘱我，黄导年事已高，不管是否接受采访，一定尊重黄老的决定，没想到，在我只发了几条短信说明采访请求的情况下，黄导欣然接受了。

那天是大年二十九，是很多人离京返乡时，也是春节联欢晚会即将播出的时刻。11点左右，黄一鹤导演如约而至。他穿着一件深色的羽绒棉袄，拿着一个很多退休老人都会提着的手提袋，和所有退休的老人没什么两样，很难和一位曾经的“电视导演”联系起来。一落座，他告诉笔者他家就在附近住。

采访开始后，黄导开门见山跟我说：“关于春晚的幕后故事我已经聊过很多次了，我想接受你的这次采访还是跟你聊下我对春晚的一些观点，同时也以你的提问为主，我来回答。”

如今，距离那次采访已经4年多，重温他受访的录音，那天的采访情景仿佛重现在眼前。黄导思路非常清晰，对于记者每一个问题都不回避，用亲身经历和专业知识和记者娓娓道来。让我至今铭记的是，黄导说：“不管怎样，春晚还是需要办下去的，春晚不是多余的。”

4月8日，中央电视台发布消息：首届春晚导演黄一鹤因病在京去世，享年85岁。央视春晚官方微信撰文缅怀黄导，对其头衔称作“《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创者、首届春晚总导演”。

或许，黄一鹤远远不如春晚曾推出的明星们星光熠熠，甚至在时代发展中，在春晚一年一年、一届一届举办时，他这位春晚的开创者似乎显得有些“褪色”。

不过，黄一鹤导演并没有被人们“遗忘”。在他去世后，众多观众自发悼念，媒体纷纷撰文缅怀，当年和黄导有合作的主持人、央视同事及演员们都纷纷在网络上发表缅怀文章，他们多是回忆当年春晚与黄导共事的过程，细数黄导对春晚这种电视艺术形式的开创之举。

黄一鹤的一生也不止“导演”一个身份，他还曾是一名军人，戎装生涯也是黄一鹤一生重要的“一抹”。

导演、军人两个身份成就了黄一鹤的一生。

9年戎装生涯

不管是为谁服务

就用出你浑身的本事

黄一鹤生于1934年，辽宁省沈阳市人，1949年，年仅15岁的黄一鹤投笔从戎。刚走进部队大门的黄一鹤便进入了某部文工团，从此学习跳舞、拉琴，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文艺兵”。

在部队服役期间，他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从北京到郑州，从郑州转战江南，进湖北，入四川，参加解放战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又跟随第一批抗美援朝部队到了朝鲜。在朝鲜，打了两年仗，参加了五次战役，立功一次。当时，我军的军事设备还很落后，没有制空权，敌人的飞机狂轰滥炸，伤亡较多。所以，除了参加各种文艺节目的演出，紧张的军旅生活外，黄一鹤还要同战友们一起参与战地救助，帮助抢救、护理伤员等，同战友们一道克服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困难。

军人和导演，两个表面上看相距“万里”的职业、工种，事实上，在黄一鹤身上却有着紧密的联系。

《风雨春晚情:电视导演黄一鹤的心路历程》一书提到，作为“文艺兵”，各种动员演出、文艺表演还是黄一鹤的主要任务。在部队、在文工团的十年间，这些演出经历既构成了他最早的文艺实践，同时也帮助他完成了自身关于音乐、艺术认知和修为的“原始积累”。

而部队那段经历对黄一鹤日后做“导演”、“文艺工作者”还有着另一个重要的影响。

2015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两段经历、两个身份，黄一鹤这样说：“我年纪很小的时候也就是16岁就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我当时是文艺兵，观念就是为兵服务，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转业到地方之后，到电视台工作，我的观念变成了为观众服务，不管是为谁服务，我理解的就是用你浑身的本事来为他（她）服务，他（她）想什么、需要什么，你给他什么就对了。”

黄一鹤是1958年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到央视的，此后，成为了一名电视导演。

电视之于1958年是什么概念呢？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苗棣《解读电视》一书中曾提到：1958年5月1日，游园的群众第一次在中山公园等处看到电视，众多的人群围绕着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看得津津有味。

也是在这一天，中央电视台成立了。据悉，央视初名为北京电视台，于1958年9月2日正式播出，1978年5月1日更名为中央电视台。

与春晚结缘

这一次交给你搞怎么样？

你要尽力把它办好

细数起来，自从1983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诞生以来，春晚已经走过了36个年头，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心中最具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品牌，已经成为每个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那么，黄一鹤怎么就成了首届春晚导演呢？

黄一鹤本人曾表示：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播，从1958年央视成立，一直有春节联欢晚会，那个时候叫迎新春联欢会。1978年央视复播当年就恢复了迎新春联欢会，从那以后年年在做，晚会的导演都是文艺部的导演轮流做，规模不一，只是一直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影响。当然这里面客观的原因是电视的普及度有限，“到了1983年时，轮到我做了”。

媒体也曾还原过当年黄一鹤被台领导“派活”的场景。

1982年11月的一个下午，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还未搬到现在的世纪坛台址，而是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一起在南礼士路上的广播大院内办公。时任央视文艺部歌舞组导演的黄一鹤在广播大楼的一处平房里办公，电话是时任央视台长的王枫打来的，让黄一鹤马上去台长办公室。放下电话，黄一鹤赶到了台长办公室。当时，台长王枫开了口：“老黄，这一次的迎春晚会交给你搞怎么样？你要尽力把它办好。”

正是这一工作安排，让黄一鹤和春节联欢晚会结下了缘分，此后他又于1984、1985、1986、1990年先后共五次出任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

开创先河

不直播有意思吗？

我要让所有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说起来，1983年是黄一鹤进入央视工作的第25个年头，当时的他已经49岁。

谈到自己指导的1983年首届春晚，黄一鹤告诉笔者：“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大概准备了两个月时间，当时动手晚了，最后还是完成了。不过，看起来用了两个月就完成了，但是我积累这些点子不是一朝一夕想的，而是已经攒了几年的点子，执导这个晚会前，我就想，如果日后我搞晚会，我一定要把这几个点子用上。”

他所说的点子无不开创先河：现场直播、电话点播和猜谜、设置节目主持人、请中央首长到会。“这些点子，我在日后的晚会中都实现了。”黄一鹤称。

4月8日，央视新闻官方微博也发文写道：1983年，在一个600平方米的旧演播室里，黄一鹤和他的团队创造了多个第一——现场直播、互动联欢、主持人串联、电话猜谜。

据披露，提出直播方案时，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但黄导说，“看足球比赛，不直播有意思吗？我要让所有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电话点播也是黄一鹤导演当年和团队的“创新”之一。彼时，和电视机一样，电话也还是个新事物。资料显示，1982年9月22日，第一批共22个投币式公用电话亭在北京市东、西长安街等繁华街道出现，当时打一个市内电话要5分钱。这个时候，全国的电话用户已经超过了300万。

也正是现场点播，催生了当年春晚最为经典的一幕：歌曲《乡恋》的解禁。《乡恋》诞生于1979年，曾红极一时，不过历史原因，《乡恋》一经播出就受到点名批评，被列为禁歌。

1983年首届春晚上，李谷一接连唱了6首歌，观众看见李谷一，想起《乡恋》，就打电话来点播。《国际先驱导报》曾报道称，晚会刚开始，负责电话记录的女孩就端着满满一盘子点播条走进导演间。黄一鹤打开了很多点播条，大家都是点播《乡恋》。对于在此次春晚演唱《乡恋》，当时坐镇现场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一开始有些犹豫，但看到观众点播《乡恋》的纸条太多了，终于，他走进导演间，猛跺一下脚：“黄一鹤，播！”

说到首届春晚主持人，可能现在大家还记得那个经典的画面：姜昆、刘晓庆、王景愚、马季四人除夕同台面对观众。

不过，为何选择这四人作为那届春晚的主持人，黄一鹤导演是这样考虑的。他曾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为了把电视台的想法和观众的意见进行沟通，必须有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设置几个主持人。人选想找随机应变嘴皮子快的人，找谁呢，当时想最好是找相声演员，马季和姜昆他们非常了解我们的要求和规则，所以把他们两个确定了。”

但是，黄一鹤也指出，相声演员说话容易逗贫，担心格调把握不好，怎么办，就是“掺沙子”，怎么掺沙子呢，就是找一个戏剧学院毕业的，受过专业教育的人，跟他们一起来主持这个晚会，当时戏剧演员也不多，黄一鹤就找到了青艺演员王景愚。确定3位男演员后，黄一鹤又找了当时正走红的电影女演员刘晓庆。

经过黄导精心挑选的这四位临时主持人，在当晚舞台上的出色发挥，果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此后，主持人成为了春晚的一大特色，1984年起，赵忠祥先后12次主持过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之后，倪萍、周涛、董卿、李咏、李思思都从春晚荧屏走进千家万户百姓。

春晚故事

展示共鸣，这才是春晚的主流

在2015年接受笔者采访时，黄一鹤导演和记者分享了他心目中的春晚到底是什么，表示要根据国家、社会形势来策划、编排节目。

黄一鹤谈起，那时候选择《乡恋》，事实上，这首歌艺术成就也很一般，在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能够把《乡恋》作为一个典型歌曲拿出来唱，这不是一般的审美欣赏，这首歌是唱个人感情的，展示了人们心里的美好，在当时相对闭塞的环境下，这首歌都给人们带去非常大的希望。

“春晚是不能脱离开社会背景的，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共鸣，也会抓住观众的心。”黄一鹤说。

他在采访中还向记者举了邀请香港歌手张明敏登上春晚舞台的故事。1984年，张明敏在第二届春晚中演唱《我的中国心》，此后这首歌曲广为传唱，成为了春晚最为人熟知的记忆。

“那时候社会上不允许听港台歌曲，认为这是不好的行为，社会上还作为一种运动来抓，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文学怎么做？我当时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个小文章，撒切尔夫人到北京来跟邓小平谈中英联合声明的问题，联合声明当中有一个内容就是香港回归的事。我是1983年的年底看到这个消息，那时候离1997年回归还比较遥远，关心这件事的人还不多。我一看这个消息，马上就有了一些想法，是不是可以把港台歌手请来？有什么理由呢？因为港台的海外游子都是我们国家的孩子飘到海外了，春节好像是母亲在过一个节日，我们把这孩子请回来，请他们到妈妈身边来一块共度节日可不可以？这个理由我觉得谁也驳不倒的，所以最后港台演员请来了。请港台演员过程中，确实不容易，我差点把工作都丢了，当时压力很大。”黄一鹤说。

2015年的春晚舞台上出现了一则反腐题材相声《这不是我的》。

说到春晚的节目内容不能脱离社会背景，黄一鹤表示，我执导春晚那个年代，贪腐不是主要矛盾，但是有些节目也涉及一点，比如说姜昆和马季的一个相声有一段讲到了反腐，但就是点到为止而已，现在反腐相声回归，看来贪腐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

谈及对春晚这个艺术形式的本质看法，黄一鹤告诉笔者：“春节晚会本身，它是中国人一年365天到头来喜怒哀乐、百感交集的一个节日，人们带着感情来看春晚，它跟一般的审美欣赏完全不一样，跟看《奥赛罗》《天鹅湖》完全是两码事。春晚这个时间，欣赏艺术是次要的，主要人们还是希望晚会能够展示一些有共鸣的东西——郁闷也好、喜悦也好、期望也好，这才是春晚的主流！”

谈及外界对于春晚的质疑，黄一鹤不买账，他语气很重地跟记者说：“春晚不是多余的，春晚已经成为一种民俗，在春节，中国人习惯于聚在一起热闹一下，春晚就是能够体现这种气氛、把大家聚在一起的平台。”

“造星”导演

好的节目经得起推敲

像《宇宙牌香烟》现在还不过时

语言类节目是每届春晚最大的看点之一，每届春晚中都会涌现出语言类节目的“精品”，在黄一鹤导演的几届春晚中，1984年的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吃面条》、1987年姜昆、唐杰忠的《虎口遐想》等节目让人至今回味。

如果说春晚导演是“造星”之人，一点也不为过，即使现在，春晚依然保持着这样的“传统”。

有一家媒体曾写道：

1983年春晚，王景愚的哑剧小品《吃鸡》大获成功，让黄一鹤意识到了观众对语言类节目的需求。于是，在1984年春晚上，他推出了陈佩斯、朱时茂这对反差明显的搭档的小品《吃面条》，让春晚舞台诞生了第一代小品王。1990年，赵本山第一次上春晚，和黄晓娟合作演了小品《相亲》。

谈及这几位笑星，黄一鹤导演这样跟记者分析道：赵本山本身他是很有特点的，我当时认为赵本山他不可能像陈佩斯那样大红大紫，顶多长江以北可以，长江以南他的语言风格受限，但这也不是完全准确，后来他到了香港，还是受欢迎，这证明地域限制不能够把一个艺术给捆住，而陈佩斯是研究喜剧规律的，陈佩斯的小品跟戏剧一样有矛盾、有冲突、有人物性格，随着矛盾不断地前进发展，剧情也不断地变化。

黄一鹤还提到，现在看《吃面条》还是很可笑，因为这个小品每一个生活阶段的细节的表演都符合人们审美，吃面条打嗝了是常有的事，再把这种现象都捕捉到一块，概括起来，这东西就好玩了。

“总之，好的节目经得起推敲，像《宇宙牌香烟》现在还不过时，姜昆的很多相声也还是经典。”黄一鹤说。

如今，一切的辉煌，终将归于平淡。或许，对黄一鹤导演最好的纪念，不是回放他创作过的经典，而是学习他敢为人先的原创精神和开拓勇气。而这些，在靠版权购买，甚至是山寨维持虚假繁荣的电视文艺现状面前，显得尤为必要。

不要说春晚落伍了，因为这个新的时代，尚没有人可以像黄一鹤导演那一拨艺术家一样创造出一场新的全民联欢。

文/本报记者 赵萌

供图/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