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新信号：不拘一格“抢人才”

近期，户籍政策的变动引发广泛关注。

4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积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这一政策不仅被视为户籍制度改革向前迈步的重要之举，也被视为各城市发出的“抢人”信号。而“抢人”的背后，正是我国经济结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等一系列转变。

首先，从土地面积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

在此前数十年间，新城建设、新区建设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陆铭曾表示，经其研究测算，早在2014年，全国280多个地级市中有272个已经建有当地的新城，开建新城的城市占整个中国地级城市总数的90%以上。而这些新城规划面积达6.9万平方公里。按照当地规划及保守估算，上述新城建成以后可以容纳约6亿人口，把今天中国所有仍在农村居住的农民都搬到规划的新城里还有余地。

也正是基于此，过去几年内，“鬼城治理”成为一大关键。曾被视为阶段性GDP推手、看起来很美好的新城建设，在后期无法转化为实际的GDP增长、经济发展新增量，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也是不少区域“建设性投资”未发挥实际作用的重要掣肘。而落户政策的松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各地已经从拿地建工程的思路转为招人纳贤的新方向。这也是城镇化进入下半场的关键。

其次，从特高新人才争夺战到全面人口争夺战。

实际上，早在过去两年，包括西安等地在内的“抢人大战”已经如火如荼，不少二线城市已经推出了各类优惠性政策。如果仔细分析多项吸引人才政策的变化，可以发现从此前吸引特高新人才到后来不断放低的落户门槛，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来者不拒”。

这并非意味着对高级人才的忽略或轻视，实际上，如果营造出适宜发展和生活的环境，人才自然也会流向当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很多大城市，找个大学生容易，但找个优秀的家庭帮工并不容易。很多地方真正欠缺的是普通劳动者。目前，城市若想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则需要各方面人才。因此，人才之争并不局限在所谓的高学历、高技术人才。

随着近几年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差异化的高素质人才更成为一个新的“短缺”领域。一边是裁员导致就业压力的消息，一边是“柔性”技术从业者匮乏的新闻，这说明，包括工人在内的就业人口也需要结构性优化。实际上，不少行业并非需要掌握高难度的技巧，良好的服务态度、扎实的行业知识、活学活用的能力，正成为包括养老产业等行业急需的本领。

再次，从百米冲刺到马拉松式的发展模式之争正在成形。

从建高楼设园区立新城，到关注民生、产业与营商环境、人才成长环境，前者追求的是大项目、高速度发展，后者强调的是长线布局。实际上，从面子工程到基础要素建设、人才吸引和发展环境建设等里子工程也在逐步落地。

这一轮比较积极的城市不乏西安、武汉、郑州等内陆型城市，而这些城市也被视为本轮区域发展可能实现弯道超车的最大受益者。

当然，也有不少人提出建议，这一轮“抢人大战”背后，更需找到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西安为例，其第二产业增速虽然稳定，但比其他千万人口级城市或所谓新一线城市仍有明显差距。在这一背景下，西安近几年尝试了抖音推广、引入阿里巴巴等区域总部落户以及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等政策，在城市营销、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多项突破。

尽管短期内政策落地的产业成果难以看到，但人口效应已经有所体现。据统计，2018年，有9个城市的人口增量超过了20万，有4个城市增量超过30万，分别是深圳、广州、西安、杭州。除西安外，其余三地均属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具有长期比较优势的地区。可以说，在这一轮“抢人大战”中，西安初步实现了政策目标，而如何更好留住人才、让其发挥竞争优势则是此后继续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