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看什么与为什么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第二个“十年”即将到达尾声时，区域协调发展再度成为焦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围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改革完善相关机制和政策，推动区域优势互补、城乡融合发展。

实际上，近两年来，小到城市发展前景——天津发展瓶颈、镇江债务谜题、杭州新贵加身，大到区域性发展——东北转型、京津冀协同、长三角与珠三角竞争，乃至2018年特别热闹的区域“抢人大战”，都让区域发展竞赛备受瞩目。

特别是近日，关于南北区域发展失衡的话题升温。据报道，过去十余年间，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正在大幅缩小，而南北之间的差距却呈现出拉大之势。将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36个主要中心城市GDP数据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划分后，可以看到，2006年东部阵营的体量占36个城市GDP总和的63%，比西部整整高出26%。而2018年这个差距逐步收缩到了16%；相反，南北之间的差距则从本世纪之初的10%扩大到了18%。即便同是西部，西南表现强过西北，同是东部，东南比东北优势明显。

分析区域经济强弱，单看GDP指标并不全面。同样被视为经济活跃度重要代表的还有企业活力。截至2018年年末，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总数为3567家，东北、西北明显偏弱，而东南优势明显。其中，广东、浙江和江苏分别以586家、431家、400家占据前三甲，而北京、上海和山东分别为316家、283家和194家紧随其后；从增量上特别是从赴港上市的增量来看，2018年珠三角与长三角的IPO数量占绝大部分比重，京津冀地区IPO数量显著下滑。尽管北京仍具有一定优势，但竞争力也逐步减弱。

南北差异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人口流动差异。根据各地公布的常住人口数量，2018年广东、浙江、安徽的常住人口增量分别达到了177万、80万、68.8万，排名在目前已经公布数据的地区中列前三位。实际上，包括天津、山东这样北方传统的优势地区，常住人口正增长状态是倚重人口自然增长而非吸引外地人才。特别是山东，扣除人口自然增长的数量，实际常住人口为净流出状态。

产业结构差异。人口流动差异折射的是产业结构差异。从东北地区、华北地区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和重工业发展到西北地区的边陲军防重镇，建国初期北方曾是新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即便如今，上述地区依然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产业结构转型及商业化浪潮之下，从深圳到江浙，民营经济迅速崛起成为最具活力的新动能。特别是经过新技术、新业态的轮番交替，谁最快适应市场，谁才能拥有更强的竞争力。而在近40年中，南方实现了后来居上。

但是，新动能、新产业的竞争优势尽人皆知，为何是南方在这一轮发展中形成了比较优势呢？对此，经济学理论也有解释，即资源诅咒。资源诅咒是指国家拥有大量的某种不可再生的天然资源却反而形成工业化低落、产业难以转型、过度依赖单一经济结构的窘境。而对于此前资源丰富的地区而言，亦是同理。

因先天优势而形成的创新滞后当然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广东等地毗邻港澳，福建江浙一带也与东南亚等地频繁往来，在开放中形成的互动与互促，进一步成为了新的比较优势。

当然，近几年区域竞争也形成了新的特色。各地以区域特色为基础，申报名目各异的改革试验区正在如火如荼开展，这些探索不仅关乎区域享受的政策红利，更有可能成为未来新制度的突破点，进而享受真正的改革红利；而包括西安等地采取“放松落户政策”等一系列吸引人才手段，从最根本的“人”出发，试图激活、挖掘最有效的生产力。当然，这轮人才政策要兑换成区域发展的动力，不可能仅靠短期利益刺激和政策放松，更要靠中长期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高效发展模式。目前，除了杭州在本轮信息浪潮的发展中体现出明显优势外，其他非传统热点城市还在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

无问东西，不论南北。区域经济发展最终要实现协调互补、一个都不能落下的宏伟图景。而在这个过程中，10年甚至30年的比较优势都可能被新一波发展浪潮所掩盖。各地真正要做的是不固步自封，吸引、留住真正具备不断创新、不断适应新挑战的人才，并为他们创造最适宜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