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目标“升”“降” 具有现实依据

让利于民、让利于企的重要途径，体现在国家政策的调整上。政策目标在经济数字上面“一升一降”的小变化，却能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大实惠。

通过梳理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可发现，近日，经济数字和指标在“升”与“降”中不断动态调整，力求最大化惠及社会。其中“升”的方面包括，从2019年1月1日起，按照2018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5%左右的水平上调养老金待遇；进一步调整大病保险的起付线，报销比例由50%提高到60%等。

“降”的方面政策利好也颇多，包括从4月1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16%增值税率降至13%，交通运输和建筑等行业10%增值税率降至9%；5月1日起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各地可从20%降到16%，以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等。

这一系列经济数字的“升”“降”，一方面体现了政府让利于民、让利于企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也是政府顺应市场经济形势、相机调控之举。以国家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为例，养老金上调5%的幅度，便是综合考虑了2018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物价增幅后的结论。这是因为，养老金与物价挂钩，可避免养老金由于通货膨胀原因而导致实际购买力下滑；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挂钩，可以让退休人员最大化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2018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涨幅、物价增幅平稳。因此，2019年5%的总体调整比例与2018年持平，适应了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特点，具有很强的经济依据。

经济数字“升”“降”背后也体现着决策层的管理思路。仍以养老金为例，通过整理数据可发现，相对于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养老金6.5%、5.5%和5%的涨幅，2019年的养老金涨幅维持在5%左右水平，其实并没有出现明显调升。实际上，这体现了决策层谋求“让利于民”和“财政可承受”的均衡。根据全国老龄办提供的数据，预计到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抚养比”将由目前的2.8∶1下降到4∶3，届时，平均每1.3个参保人就要供养一个老年人，如此沉重的养老负担，势必会对养老金水平的上涨造成掣肘。同时，近些年，我国还面临着参保人员比例降低、资产积累不足、收入结构失衡等问题。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一项决策必须兼顾收支两端，不能只增加待遇支出而不考虑收入保障。5%左右水平的养老金上涨幅度，虽然没有较往年实现提升，但却充分考虑了财政资金尤其是养老保险基金的承受力，在突出保基本、兜底线功能的基础上，有利于实现财政的自我均衡，这也是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运行的必要条件。

政策指标的调整具有很强的现实依据，为进一步推动实施打下牢固基础；“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等也是实实在在的要求。下一步，只有将“升”与“降”下的各种政策指标真正落地，才能让居民和企业最大化地分享改革红利。

为此，首先，政府要过紧日子，而这无疑会触动政府的存量利益。不可否认，存量利益是政府完善宏观调控、推动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条件，也是政府自身运行的重要保障，但存量利益不是局限和固化的，其完全可以转化为增量利益，从而实现“放水养鱼、培育财源”。对此，一定要将刀刃向内、以壮士断腕的改革魄力将措施落到实处，真正给实体经济让利、给企业让利、给居民让利，带动更多就业，增加社会收入，进而实现税基的不断扩大、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实现存量利益和增量利益之间的良性循环。同时，应提高警惕意识和加强监督管理，杜绝变换花样乱收费、冲击减税降费成效等现象，真正实现惠民惠企红利最大化。

其次，政策应因城因地因人施策。比如，在养老金调整方面，除考虑到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承受程度外，还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退休人员基本情况等，在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化调整。尤其要注重因人施策，充分发挥“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激励机制，对高龄退休人员、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适当提高调整水平，进而推动“保障基本生活、分享发展成果、基金可负担”之间的平衡。

再次，政策还需向纵深发力。以4月1日起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率下调为例，这一政策虽然从表面看只与制造业等实体产业有关，但实则会影响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是因为，增值税具有价外税特征，增值税率下调除了能够改善企业的现金流外，通过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商品价格中含的税也会减少，商品的零售价便会降低，从而起到扩大消费的作用。因此，政策不能只停留在投资端一个方面，而是要将政策的触角最大化延伸，在让利于企的基础上实现让利于民。

政策的推出需要时间表和路线图，对于一些社会期待高、群众期盼急的政策则要加快落地效率。正如李克强总理3月20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的那样，“各项政策，特别是重点政策，只要客观条件允许，就抓紧时间往前推，暂时不能推出的，也要分步走。政策成熟一条就推出一条”。政策只有保证时效，才能早见实效，才能让市场主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