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民企发展：为民企减负需要做什么，融资难在哪里

2019年3月8日，两会经济策沙龙之“问道民营经济”，论坛嘉宾张燕生(左一)、张占斌(左二)、李大营(左三)、黄新斌(左四)。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目前中国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其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不过金融去杠杆、经济调速换挡大环境下，去年民营企业发展也遭遇了融资难以及负担重等困境。

民营企业发展同样成为今年两会期间的一个热点话题。

下一步，应该如何为民企减负？如何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3月8日新京报举办的两会经济策沙龙之“问道民营经济”上，来自学界、金融界的代表围绕这两大主题进行了探讨，“市场”和“技术”是两大关键词，政府需要为民企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企业减少负担，金融机构则需要通过技术解决民企的融资难题。

本次沙龙的嘉宾包括：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聂辉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行长李大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黄新斌，网商银行拟任副行长冯亮，工行北京市分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韩宇。

话题1

为民企减负最需要做什么？

民营企业最需要的不是优惠、补贴，他们需要公平竞争的环境，需要政府提供的信息等公共服务。

张占斌：民营企业的负担，经济负担只是一方面。首先，要更多地关心、关怀、支持、引导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现在讲“两个毫不动摇”，要旗帜鲜明地讲明白、讲透。第二，要在所有制理论上有一些进展、有一些突破，来逐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理论。第三，要给过去遭受错误对待的民营企业家“平反”，恢复名誉，有些要提供适当的补偿。第四，要研究如何建立一个新型亲清政商关系，要求各级党政干部学会在新的环境下更好跟企业家交朋友，帮助企业家、尤其是帮民营企业家更好解决困难。我接触到的很多企业家反映说，现在清是清了，就是不太亲了，怎么能够既清又亲，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去年提了一个提案，把优秀的民营企业家纳入党和国家的培训体系，这个事现在也在做，但不是大规模，下一步还要继续努力完善。培训可以帮民营企业解决一些问题，也许不一定学习了很多，但是政治上觉得平等，这个价值也是很大的。

另外，“放管服”还有大量工作可以做。行政方面，政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为市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这些年政府在推动这件事，但还有很大空间，因为有的企业感觉受益不太明显，希望还有更大的“放管服”举措。法治方面，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政府、企业家哪些事情能干或者不能干，都有一条底线或者天花板，让大家在平等的游戏规则下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肯定是透明的、公平的、一视同仁的。如何通过法治真正保护好产权，包括私有财产、知识产权，都需要做大量工作。

从经济上为民营企业减负，有很多措施能够在更短时间内有效。第一个措施就是减税降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相当大的篇幅讲这件事，决心很大，力度很大，措施也很实在，看得出政府在这方面下了更大的决心，要给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包括交通运输收费、电力收费、中介服务收费等，都有降低的空间。

第二，要想办法解决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很复杂，很多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国走到今天，民营企业已经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融资问题上还是要找到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办法。困难有，但是办法更多。有些地方服务民营经济、小微企业有一些创新的办法，例如借助于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介入金融部门的创新。另外还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科创板马上要出来，这些将来都会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起到减负的作用。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是我们重视它，想办法去做这件事，就很重要了。

第三，推进“放管服”，也就是降低制度性的成本。刚开始更多强调“放”，能放的交给市场、交给企业，但是光放也不行，不监管会出问题，还得管好，要有温度地监管，把服务和热情融进去。这里就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尽量减少各种各样的审批，政府应该做很多信息服务方面的工作，给更多中小民营企业提供最准确、及时、有用的信息。

第四，要贯彻竞争中性的原则，对所有的企业一视同仁。我们在对企业进行评估的时候，很多民营企业家说不需要优惠，不需要补贴，就希望在平等机制下大家来竞争。国家有一些补贴，但民营企业拿不到，所以民营企业家建议取消它。

张燕生：“放管服”讲的是哪些事要由政府亲自做，哪些可以委托独立机构做，还有一些可以给商业机构做。有立法、有执法，而且有专业人员操盘，让独立机构每年向政府述职，达到比较高的透明度，让全社会知道这些独立机构做得怎么样。

行政化的“放管服”和法治化的“放管服”，核心的区别还是治理革命，就是怎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讲到，凡是市场可以做的交给市场，凡是企业可以做的交给企业，其实后面两句话应该补齐，凡是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政府应当担当起来，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民营企业发展，需要政府的公共服务，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进步是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形成的。

2019年3月8日，两会经济策沙龙之“问道民营经济”，论坛嘉宾聂辉华(左一)、刘尚希(左二)、韩宇(左三)、冯亮(左四)。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话题2

民企融资难是机制问题还是技术问题

市场不够开放，市场发育不够完善；遇到了金融去杠杆、资本市场下行等大环境。

张燕生：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制造业市场结构是什么样的？民企比重是61.2%，外企比重是11%，民企加外企在一般制造业所占比例在70%以上。解决制造业大而不强的，从加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问题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但在这40年的进程中，一般制造业的市场是开放的，竞争是相对充分的，资源配置也是相对有效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金融的市场结构是什么样的？民企比例是7.8%，外企比例是1.5%，外企加民企还不到10%，这个市场是不充分开放的，竞争也是不充分、不激烈的，资源配置上也不是很有效率。

这就涉及一个大的问题，下一步我们的金融服务业能不能进一步开放？银行愿不愿意“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如果开放，又涉及到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竞争力，能不能应对更高的开放风险、竞争风险和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

聂辉华：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因为市场发育不全；第二，政府有点用力过猛。

民企遇到了“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政府也很着急，用心良苦，出台了很多政策，但首先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我认为，应该首先让市场发挥作用，如果市场不能发挥作用，而政府干得更好，这时政府才可以入场，也就是说，首先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然后才是政府发挥更好作用。

问题是我们有针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股权市场吗？没有。有没有债务市场、股权投资渠道、中小企业的征信系统和账务查询系统？都没有。这样中小企业融资市场就发育不起来，在市场没有发育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就介入了，而且有点用力过猛。去年相关部门提出了政策，大型国有银行新增贷款的三分之一要投放到民营企业，三年之后争取一半新增贷款投放给中小企业，但是一刀切的做法是不是符合市场规律？我去一家著名的城商行拜访，他们主要的客户是大中型企业，现在一半要给民营小微企业，那么出了不良怎么办？银行也需要平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韩宇：我在银行主要负责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的，在一线和客户打交道，离市场比较近。我感觉到2018年全年民营企业融资确实相对来讲比较困难，我们也一直在研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难是第一位，为什么融资这么难？这个问题我们要分几类，什么样的民营企业融资难？有一些非常优质、没有股票质押的企业，贷款是不难的，真正感觉融资比较难的企业是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是有相对比较明显的特征。一个是在大的环境下新旧动能转换，传统的拉动经济方式要转换成新的经济方式，传统的旧的动能本身就面临着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压力，本身就有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遇到了环保、金融去杠杆等外部的宏观政策的环境。还包括税务、劳动力成本都有所影响。去年很多公司股价下行，很多上市公司在股价下跌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这么多不利因素交织在一起，企业出现了流动性的问题，这和企业本身的经营问题，还有上市公司本身融资问题交织在一起，显得问题比较复杂。我的理解是，企业面临比较大的经营困难，融资困难只是其中一方面。

冯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其实本质上都能归纳为融资贵。民营小微企业融资很难，说明市场需求很大，有痛点，政府又倡导，但是反而成为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可能就是方法没有找到。我们服务的小微企业，很多是没有征信记录的，或者没有像样的抵押物，也没有特别规范的财务报表，因此用传统的渠道很难融到资。

我们发现民营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确实跟原来比较大的客户需求不太一样，可以总结为“小短频急”的特点。小微企业可能每次只有几万、十几万的资金需求，用款期限往往很短，往往就是进货或者装修店铺这样的情况，但是又非常频繁，经营周期中会反复发生，需求也非常紧急，要进货需要用钱。很多大的企业都有专职财务人员，有财务规划，小微企业往往是没有的，需求来了就非常着急。这样的资金需求，如果用传统人工的方法来满足显然是不经济的。

李大营：现在金融开放，我们是有信心的。为什么有信心呢？就因为行业开放从2000年左右开始，恰恰因为这个市场先开放，开始就建立了市场导向的机制，现在去中国香港、美国看，发现中国在金融服务方面跟世界一流水平可以有一拼，因为我们这几年建立了非常好的监管机制，建立了市场导向机制。

我们未来还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比如服务北京，我们为了服务其中的两个中心也就是科技中心、文化中心，专门成立了中关村管理部和文创产业管理部，专门服务北京的科技和文创企业。目前，这种探索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中关村管理部2018年为1500余家中关村企业提供了融资授信支持，累计投放金额超过600亿元，实现了服务科技企业数量翻番及贷款余额翻番。

此外，我们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推出多条线上项目，利用线上模式开展精准营销，在提升服务效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实际成效。

话题3

如何破解民企融资难

规模歧视、所有制歧视，归根到底是市场不够开放；金融科技是普惠金融的解决方法。

聂辉华：规模歧视、所有制歧视，归根到底是市场不够开放，如果市场发育起来，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韩宇：去年下半年国家已经调整了相关政策，金融机构纷纷行动起来，工商银行带头发起倡议，承诺不抽贷、不压贷，跟民营企业签订了百家合作协议，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今年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提出的目标是：民企贷款增加100亿，增速超过20%，民营企业有贷户净增客户不低于300户，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增加85亿，增速超过70%。

冯亮：网商银行定位就是服务小微企业，贷款对象全部为民营企业。对于民营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我们最主要的方式是利用技术手段解决融资成本和风控问题。在贷款流程上，网商银行采取“310”服务模式，贷款申请全部在线完成，“3分钟申请，1秒钟放款，全流程0人工介入”。我们没有线下网点，也没有客户经理，所有业务依靠IT系统和数据来完成。

贷款本身是非常低频的事情，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变得频次这么高？因为我们将贷款业务与小微客户的交易场景相结合，包括零售、采购、备货、应收账款提前收款等场景。例如，我们有一个“多收多贷”产品，客户的每笔线下扫码支付收单都会累计信用额度，在银行APP上每天可以领授信额度提额的红包，既增强了互动性，同时客户的信用额度也在不断提升，可以满足更高频次、更高额度的贷款需求。

在风控方面，我们采取平台化的方式，与其他机构开展合作，将包括风险控制在内的部分开放给合作伙伴。对于没有抵押物的企业，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拿信用做抵押，如果企业违约，会付出代价，在整个网商银行生态体系中都很难再获取需要信用来背书的相关服务。我行不良率保持在1%左右，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由于不良率低，边际成本很低，所以单笔贷款5000元，甚至500元都没有关系，这是服务小微企业商业模式可持续的原因。

黄新斌：我们主要是通过基础产品和创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中行推出了中小企业“信贷工厂”模式，北京分行实行流水线作业，通过标准化的操作缩短审批链条和操作链条，近三年来对中小企业累计发放超过460亿。

在去年年底，我行对所有的政策进行了重检，要求对原来授信政策里涉及到企业所有制性质划分的政策全部进行调整，确保政策对于所有制不再有限制，所有企业一视同仁。近期，我们还推出多项关于民营企业和普惠金融的举措，强调对企业不抽贷、停贷、断贷。

在融资贵问题上，我们强调对价格进行严格控制，每个季度按照上一季度定下的价格来做当季的监测，现在企业只要能在我们这里融到资，价格并不是问题。

金融科技是服务小微企业的工具之一，是实现目标的一个手段。在我们服务小微企业过程中，通常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线上我们做了相关的模型，客户通过手机APP，可以一点秒批秒贷，所有流程均可以在线申请。我们的有些业务需要线下做，有些需要线上线下结合。

在民营企业走出去方面，去年我们对走出去的企业贸易公司提供了6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解决企业海外融资的问题，北京分行还借助总行全球中小企业跨境融资平台，带领百余家中小企业参加了中美、中意、中欧等跨境对接活动。民营企业走出去以后，银行能够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民营企业走出去最初遇到的法律风险、政治风险，因为我们银行走出去早，可以提供咨询服务。企业后期的信用风险我们也可以帮助解决，包括企业走出去之后如何退出来，是持续经营，还是战略投资，这都是银行给企业能够做的全方位服务。

李大营：银行向零售转型是未来银行的战略选择，金融科技是解决零售快速发展的解决方案。利用大数据、互联网、AI、区块链这些技术，可以精准地分析风险，精准为企业提供服务。民营企业的风险比较高，作为资源提供者和配置者，更应该精准地服务风险。金融科技是普惠金融的解决方法。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大力发展金融科技。银行向零售转型是未来银行的战略选择，金融科技也是解决零售快速发展的一条最重要的途径。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这两年做了很多可圈可点的事情，在服务民营企业方面，这几年提供了2500亿的融资，其中2000亿是中小微企业。2018年，我们在北京地区的民营及小微企业贷款增量超过近三年之和，增速超过50%。而且，通过自身风控能力的提升，在做好这些服务的同时，不良率通过技术控制在0.3%左右。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