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看中国财政政策：一些部门为要钱才制定政策

中新经纬客户端2月23日电 (薛宇飞)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从一开始，财与政就密不可分，但如何界定好两者关系，并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作用，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23日，在国家治理与财政绩效论坛上，多位财税大咖与专家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为财政制度建设出谋划策。

一项政策10余部门干，财政资金怎么花？

“财与政的对话——政治学者眼中的财政与财政学者眼中的政治”圆桌论坛。从左至右依次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浙江大学财税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金珊、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方财政与基础设施研究中心主任赵志荣

在23日下午举行的“财与政的对话——政治学者眼中的财政与财政学者眼中的政治”圆桌论坛上，浙江大学财税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金珊列举了一组财政专项资金的支出途径。

李金珊经过调研初步统计，中央一级涉及农民培训专项资金的政府部门多达19个；仅百千万人才工程，中央一级大约就涉及19个政府部门；浙江省的就业补贴政策也有17个政府部门出台过。

“所有政策要执行，一定要有财政资金，每一个政策可能会设立很多专项，背后又有很多政策。这些政策的共同特点，一是政策交叉重叠，二是管理部门众多，三是政策目标与受益者需求的一致性存疑，四是项目间或者部门之间边界不清晰。”李金珊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认为，从理论上讲，政府花钱是为了政绩、为人民服务，多部门各自出台类似政策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却陷入了“九龙治水”。不过，这又是一个天然问题，现代管理的复杂化导致部门之间的行为可能发生冲突。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尽量减少这些情况的发生，不要一拥而上；二是加强监督，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提高财政预算的使用效率。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方财政与基础设施研究中心主任赵志荣表示，上述问题暴露出财政资金使用过程中的目标多元、目标含糊与目标失配，这已经不单是财政问题，而是公共部门的典型现象。他认为，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为“有限理性”，在没有足够的能力与信心的情况下，这种财政资金专项使用还算可行。

对于财与政的关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总结为：互为镜像、相互嵌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是一种互动关系，且只有放在现实的体制背景下观察，才有可能看的清楚。”刘尚希说。

刘尚希称，中国财政的法制化程度不高，缺乏法律约束，一些部门为了要钱才去制定政策、设立名目，“名目就是一个借口，他手中有了一把米，鸡自然就来了。从‘政’的角度看各部门的小政策，很多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权力是一种腐蚀剂、麻醉剂，麻醉了以后就在云里雾里飘飘然了”。

刘尚希称，如果财政法治没有跟上，资金使用的碎片化就无法杜绝，而没有透明度，暗箱操作就会存在。解决问题的关键与核心，还是提高财政的法制化。

事与钱脱节，预算绩效怎么做？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力争用三到五年时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改变预算资金分配的固化格局。

不过，想要建立完整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并不容易。据赵志荣介绍，美国的预算管理目前只有联邦政府做得比较体系化，大多数的州与地方政府没有做到从上到下的贯通。而对于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管理与绩效的关系，李金珊称，这中间存在一些矛盾，全过程监督是对每一笔钱都要管，而绩效又讲求一个机动处置权，管理加强后可能会对绩效有损伤。

刘尚希称，中国的事与钱脱节非常严重，在制定政策时，很多决策者并不考虑需要多少钱、钱从哪里来。现在讲预算绩效或者财政绩效，就是要把钱和事放在一起、政策和支出绑在一起整体去看，花了这么多钱，政策目标达成效果究竟如何。不过，不同领域的目标又不一样，部门之间有时无法做出比较。

“从风险角度看，哪个部门风险大，就重点投入哪个部门。生态环境领域的风险越来越大，老百姓的满意度越来越低，这种环境风险会转化成社会风险，所以需要加大投入。”刘尚希说。

刘尚希认为，财政是政府治理基础，但要财政部门去推动改革则是小马拉大车，改革必须由地方政府统一部署，才能获得实质性推动。房宁认为，除了财政要讲政治，政治也要讲财政。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做事情缺乏成本意识，没有财政观念，容易犯常识性错误，政府官员要学财政学知识，制定政策时考虑成本与支出。

国家治理与财政绩效论坛2月23日、24日在杭州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中新经纬、浙江大学财税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论坛还得到了浙江省财政厅的参与和支持。(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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