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普入华：期待信用评级市场创新发展

伴随着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普成为第一家获批在中国境内开展评级业务的外资评级机构，市场期待已久的信用评级市场对外开放取得重大突破。

对此，各界普遍认为，引入国际竞争者，不仅能够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还能更充分揭示市场风险，促进市场合规发展，并有望吸引更多境外投资者。

回溯过往不难发现，每次引入新的变量，市场总是为之振奋。无论是外资或是民资获准进入新的领域，鲶鱼效应等均被视为推动市场发展的积极因素。那么，以外资评级机构在评级业务方面的“破冰”为契机，评级业务能否迎来新的突破？

应当看到，要实现上述目标，评级业务领域长期存在的三个问题值得充分探讨。

首先，评级业务是否越竞争越科学？

评级机构最重要的是公信力，而这也是中国评级机构最重要的生存法则。

2008年自美国而起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评级机构“放水”曾遭到广泛斥责。美国司法部和州检察机构对标普提出指控，认为标普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夸大了信用违约掉期和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一些金融衍生产品的信用评级，但这些产品在本质上带有很大风险。最终，标普为这次指控支付了总计近15亿美元的罚金。

尽管标普自身坚称与司法部的和解只是为了“终结拉锯战”，但其是否因业务竞争而放松标准仍未有定论。美国电影《大空头》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片段：尽管当时房贷违约率创出历史新高，但是，对应的次贷MBS仍保持了3A评级，价格却没有如主角们预期下跌，当受到质问时，标普业务人员回答，如果我们不给他们3A评级，他们转身就会去找隔壁的穆迪公司。

这当然只是电影，而现实中牵扯的问题更多。无论如何，评级机构因数量过多而形成的竞争使得其面对机构反而弱势，特别是新设立的评级机构有通过“放松评级”而获得新客户的倾向。这也给不断发展的评级业务、越来越多的评级机构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何既发展业务又能保证合规可信？

其次，谁为评级机构付费？

有业内人士提出，由发行人付费的商业模式决定了评级机构必须对“金主”负责，这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评级业务。如果改为由投资人付费，有望改变评级模型低下、评级标准过宽的现状。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纪志宏在《债券市场的机制建设》一文中提出，要继续改进和推广投资人付费机制。

实际上，早在美国大萧条时期，就是采用了投资人付费模式；而后续为了实现业务规模的扩大化、收入的稳定化，才逐渐改为发行人付费模式。这也意味着，要引导市场支持投资人付费模式，必须解决由于投资人分散、收费对象不明确且可能产生“搭便车”心理等因素造成的评级机构权益受损、资金不稳定、发展难以持续等问题。

再次，外资评级机构是立新规还是入乡随俗？

实际上，虽然此次标普在中国正式获得评级资格，但其在华的评级业务并非从零开始。早在2008年8月，标普评级与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在培训、联合研究项目以及分享信用评级技术等领域开展合作；2012年4月，标普评级与新世纪评级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备忘录。面对中国的巨大市场，标普表示，将以在全球推行的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为基础，制定针对中国市场的评级方法和标准；另一家国际巨头惠誉也表示将专门制定针对中国市场的评级标准和方法。

这种“中国版”标准引发了市场争议。有观点认为，这种“双标”有违市场原则，无异于一家新的本土评级机构，失去了引入外资评级机构的意义；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市场有其特色，照搬国际规则会导致“水土不服”。

应当看到，两种意见有各自的出发点，但都把问题推向了“极端化”。因地制宜并非凭空而来，参考中国国情并不意味着国外先进的模型和合规经验就无用武之地，而引入国际标准也并非无参考价值。真正值得探讨的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扎扎实实起到“独立第三方”中的“独立”之效。

总之，中国评级市场要发展，不可能仅靠一家评级机构。但毫无疑问，标普入华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事件。如果能以此为契机，确立一套透明、可追溯的严格评级标准，推动行业自律和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并进一步打破“软性预算约束预期”带来的市场资源配置扭曲，才能真正实现充分揭示市场风险、刺激中国评级机构提高公信力，进而推动债券市场健康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