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声里忆春潮——书信里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开放”声里忆春潮

书信里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邓崎凡

1980年11月17日，罗大冈给在广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工作的刘硕良写了一封100多字的短信。当时，罗大冈作序、齐香教授为之校订的《保尔和薇吉妮》在该出版社名义之下编辑，10多天后，《保尔和薇吉妮》与《白夜》成为新挂牌的漓江出版社推出的头两本图书。

写信时，罗大冈正负责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法国文学分册，“一点闲余的时间都没有”。然而，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刘硕良接连收到罗大冈的3封信和一篇3000多字的序言。这也成为刘硕良40余年编辑生涯里最早收到的译著者来信。

如今，这3封信收录在刘硕良《春潮漫卷书香永——开放声中书人书事书信选》一书中。1980年代，正是出版界春潮初起的年代，几家地方出版社推出了一部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漓江出版社创立后，开一时风气之先。

后来任副总编辑的刘硕良是漓江出版社创始人之一，在出版生涯中，他保存了译著者、读者、媒体及出版界人士的2000多封书信，结集出版的《春潮漫卷书香永》从中选择了近800封主要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的书信。

“采撷的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系列巨大变化所激起的若干浪花涟漪。”刘硕良说。

风起于青萍之末

1984年2月20日，一位名叫钟隆安的炼钢工人给刘硕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除了求购《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他还给编辑提了一点要求：“请编辑同志进一步解放思想，在编辑丛书时不要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做事当时的历史局限，也不要用一种框框来检查书的内容是否符合今天的形式。”

“更重要的是要相信今天的读者，他们是能分辨是非，从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这位炼钢工人说。

“20世纪80年代，是万象更新，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日新月异，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代。”今年75岁的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郭宏安回忆。1983年，他在给刘硕良的信中谈到，自己对《巴黎的忧郁》一书，只做了校译，并无合译，“可以署我校”。

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漓江出版社依靠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为“基地”，联络了一大批知名学者、翻译家，组成了包括老一辈、50岁左右“挑大梁”的中生代以及新生代中的佼佼者在内的译著者队伍。《春潮漫卷书香永》中收录了其中178名译著者的432封书信。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是漓江出版社享誉全国的品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外文所所长陈众议上世纪80年代回国时，在地铁上看到有人拿着厚厚的、红色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觉得“很温暖”。“改革开放的初期，正好从文化沙漠走出来，处在精神活跃的状态。漓江社当时抓住了好时机。”陈众议说。

不仅是漓江出版社，一些地方出版社率先冲破“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湖南的《走向世界》、四川的《走向未来》、浙江的《飘》、江苏的《译林》……地方出版社佳篇名作迭出。

择善而译

1983年11月，新疆人民出版社《世界文学》编辑部给漓江出版社总编室写了一封信。当时，他们把漓江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世界中篇名作选》（第一集）中的《第四十一个》翻成少数民族文字并已校订完毕，准备发稿时，有人提出在当时的环境下出这样的作品不合适。他们来信询问：“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那里的情况，想了解社会上最近对这一个作品有什么反映，你们的看法如何？”

翻译家们很谨慎。《千鹤》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发表于1952年的一篇中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一段涉及两代人的畸恋故事。高慧勤在翻译川端康成作品时，特意来信询问：“联想到《千鹤》一书，内容颓废，人物关系设计乱伦，目前似不宜出版。是否能从‘川端集’中将此篇抽掉？”

“1983年对译著者和出版者都是一个严峻考验，当时我们的态度是既严肃认真又保持应有的清醒和冷静。”刘硕良说。出版社认为，《千鹤》是一部有独特价值的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归类”。后来，《千鹤》得以和《雪国》《古都》一同推出，成为川端作品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典读本之一。

也有镇定的翻译家。冯亦代在1983年10月5日写给刘硕良的信中说：“全国共有翻译文学杂志27种，出的书当然更多。有的翻译质量很差，而且选题紊乱，各式俱全，引起非议，也是事所必然。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正正经经的翻译事业也因之捆上了手足。如果经济开放，文化要闭关，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择善而译之。”

那次风潮实际上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被叫停了，但是在文艺界，相关的讨论和担忧则持续了更长的时间。“文艺界的同志对贵社《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评价很高，选得好，译得好，装帧也好。千万不要停出。”白烨在1986年1月25日写给刘硕良的信中说。

“暴利”与“稿酬”

1982年，冯至收到漓江出版社寄来的25元，系《法国文学论集》题字稿酬。他写信退还并说：“区区六个字，就报以25元，不合按劳取酬原则，有如‘暴利’，实不敢接受。”

刘硕良的书信选里，翻译家们为了译作淡泊奉献的故事比比皆是。

而在书信往来里，翻译家和出版社就开始讨论“稿酬”和“市场”了。

《春潮漫卷书香永》里，有外国诗歌研究专家飞白的10封书信。上世纪80年代末，他150万字的《诗海——世界诗歌史纲》在漓江出版社出版。该书获得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这10封信记录下了本书出版前后的全过程。其中第7封信中，他将3年来因此出差的票据寄上请予报销，并说：“7月中才实行新稿酬标准，对稿酬我从不计较。但此次重印，三本书都可盈利，因此稿酬也可以从优了吧……”

因为出书，同事们都以为他发财了，“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一点都不宽裕”。他在信中以老友的口吻向刘硕良提到。

而施咸荣《麦田里的守望者》改本寄来后，刘硕良特意按照新稿千字最高9元的标准付给稿费。这解决了施咸荣这位平时省下生活费买书、连来桂林出差旅游都舍不得的教授的大问题。

译著者们关心稿酬，出版社们也有了“市场”意识。

1983年10月18日，漓江出版社在《光明日报》刊登了一整版的广告，这让董秀玉感到钦佩，她在给刘硕良的信中说到：“真佩服你们的气魄”。许多书店更来信，有的推销自己，表示“愿意效劳”，有的表示“想进书”“想得到货源”，还有的想要建立“互利友好的业务关系”。

“作品出版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著作者分享经济效益是天经地义的。”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聂震宁对《工人日报》记者说，“改革开放是从阅读开始的。1978年3月国家版权局决定北京、上海两地出版社加紧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其中16本是外国文学名著，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人们思想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