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处僵治困”才能稳经济促改革

在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被列入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之首。而稳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制定退出实施办法，则被视为“先手棋”。

这是对当前市场争议的一个有力回应。伴随着一系列稳经济、稳预期的政策出炉，此前一系列的严监管与去产能政策能否延续引发广泛讨论。有人提出，经过前期去产能、“处僵治困”工作的推进，化解过剩产能成效明显，相关行业经营改善、利润状况大幅回暖，此时关停并转工作缓一缓也无妨，甚至有人猜想新的信贷支持可能会重新流向相关企业。面对各种舆论猜测，具有风向标性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锤定音：针对“僵尸企业”的处置工作不会止步。

实际上，对于“处僵治困”工作，中央早有布局。就在本次会议召开前，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于2018年12月初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提出原则上应在2020年底前完成全部处置工作。根据《通知》，各相关利益方应在名单确定后六个月内协商一致形成重组方案；符合破产重整条件的“僵尸企业”应在六个月最多再延长三个月内形成破产重整计划草案；对于无法“达标”的企业，符合条件的应列入资产负债率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并对其债务融资和其他经营行为实行严格限制；符合破产条件的应转入破产司法程序进行债务处置。

“处僵治困”的时间表和处理办法是动真格的底线。而“最后期限”的设定则是必须兑现的“先手棋”。

首先，要正确认识当前形势——“处僵治困”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与中长期发展目标尚有明显差距。

必须看到，由于“处僵治困”涉及企业、上下游产业、职工、政府、金融机构等多方利益主体，其推进一直困难重重。尽管钢铁、煤炭等产业的去产能在过去几年内确实收到了明显成效，部分企业扭亏为盈，但前期去产能带来的价格、利润的持续走高可能会刺激部分企业复产。

正如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所提醒的，去产能行业利润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是行业之间利益再分配的结果，并以抬高其他行业成本为代价，挤占了其他行业的利润空间。长此以往，这一趋势可能对资源配置产生扭曲影响。因此，部分“僵尸企业”短期“回春”并不意味着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

因此，尽管近期决策层高度重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并非强令放贷。根据《通知》，在金融信贷政策方面，对债务处置不到位、资产负债水平持续超出合理水平且按时偿付到期债务有困难的“僵尸企业”，监管部门应严格展期续贷、借新还旧、关联企业担保贷款等业务的实施条件，禁止给予金融机构特殊监管政策支持，并对操作不规范的金融机构实施必要的惩戒；在财税政策方面，《通知》严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维持“僵尸企业”存续的行为。

其次，坚决“处僵治困”对产业结构优化至关重要。

全联冶金商会会长张志祥介绍称，2017年，我国前10家钢企产量占全国不足37%，距60%的钢铁产业集中度目标还有较大差距。而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差距更加明显。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韩国前两家钢铁企业累计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为89.2%；日本前三家钢铁企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为81.5%。

这种集中度不高的行业格局可能带来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市场混乱、监管困难、成本上升，加大上下游行业、金融机构协调和抵御风险的困难。因此，如果此时放缓“处僵治困”工作，甚至放任部分企业复产增产，不仅会让“僵尸企业”自身进一步耗费更多资源、放大风险，也对行业整合、资源优化、整体转型有巨大负面作用。

再次，去产能及“处僵治困”需与整体改革形成合力，不容停滞。

众所周知，“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的负面外溢效应十分明显。这些企业往往规模庞大，挤占了大量的优质资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对“僵尸企业”缓处置、甚至不处置，本质上是对其他优质企业、新兴产业的负面激励，更挤占了地方发展的机会成本。

早在2017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曾指出，去产能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绝不允许已化解过剩产能死灰复燃。这意味着，中央对去落后过剩产能的困难、反复所带来的危害高度警惕。没有坚决“处僵治困”，就难有产业内的优胜劣汰，难有产业内的龙头效应，而传统产业调整的滞后又将威胁新技术、新模式、新经济的发展。

因此，去产能本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更是中国本轮新旧动能转换、要素升级、结构优化的一部分，当与全局性、可持续发展形成共振。在关停并转等行业内调整，也是整体改革的重要一环。稍有停滞，或将威胁整体经济发展与结构性改革的成效。